《精解世说新语》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3页__句子抄

共收录64个《精解世说新语》的句子：（第3页）本页收录的《精解世说新语》名言名句/《精解世说新语》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精解世说新语》语录可以了解《精解世说新语》的特色。

对这两句简单的诗，阮孚作出了异常热烈的赞美：它的意境深广清幽（水广日泓，山高日峰），难以言说；每次读到它，就有一种超越的感觉（神指精神，形指身体。这里神形并举，意指生命整体）。单就诗而言，“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真是说不上有多么高妙，但是它包含着哲理性的内涵，并引出种延伸的思考：没有一棵树是安静的，没有一条河会停止流动，整个世界都处于无穷的迁变中，人为之痴迷、竭力追求的世俗荣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阮孚正是沿着这种哲理来思考人生，才格外感叹诗意的深邃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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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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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天然矛盾的生物个个体生命在其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是渺小的，他的一切意愿都有可能被周围的力量所限制；但在精神上，人却具有无限的扩张性，“自我”这一意识其实就是世界中心的意识，这也正是刘伶和阮籍“大人先生”的形象所要表达的东西。《酒德颂》所寄的“意气”，就是这种精神无限扩张的欲望。而酒之为“德”，则在于它是帮助人遗弃世俗、进入无限扩张的精神世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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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从老庄出发寻求超越的境界，由此他们改变了传统上对酒的警戒与慎。像魏晋时代那样，酒放肆地倾泻内心的悲欢，表现自由的、纵情适意的生活态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酒把人的欲望与情感从理性的拘禁和社会规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命的状态于是变得活跃而热烈；但与此同时，酒也使人更敏锐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唤起对自身命运和社会现状的忧思与慨叹。凡此种种，使得饮酒这一行为容纳了丰富的文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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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得很有意思，却又不尽然。本来士大夫的生活是向着享乐和松散的一面变化，而由于服散，衣着和行止上需要有所适应，遂两相煽动，使传统礼仪更难遵守，风气于是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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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的。这就是自东汉末以来，由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崩坏，由于社会强烈动荡以及瘟疫流行造成的人口大量丧亡，由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士人内心中形成的自爱与颓废相混融的精神状态。生命的意义是难确认的，而死亡却随时可能到来，人们恐慌地试圈要抓住什么东西。五石散，这一据信能保障长寿和性的快乐的药物，就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刺激。至于“散发”带来的麻烦乃至危险，反倒是提高了药物的身价，并相应地提高了服食者的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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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中道看来，名教实无多少神圣意味，它只是一种手段，只是利用人的“好名之心”去对抗“情欲”，而且只是针对“中人”即普通人的。既要在普通人中保持名教抑引人欲的社会功用，又要解脱它对精英们的束缚，这就是从阮籍到袁中道许多士人内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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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名教”与“自然”的紧张，其本质是已经不合时宜的社会伦理规范与越来越受重视的个人情感意志之间的紧张，僵硬的思维模式与活跃的精神力量之间的紧张。由王弼开始的将儒家与道家相互嫁接的做法，使这一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所以乐广能够说“名教中自有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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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改造和调和的工作，其形而上的意义暂且不谈，就实用的意义来说，它既可以保存名教在维护群体伦理包括等级尊卑秩序方面的效用，又可以削弱它原来如嵇康所言“以抑引为主”的强制性质，使道德更多地与人的内心自愿相结合，而避免成为虚伪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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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名教的核心是维护体伦理的规则，其作用在于抑制个人的欲望，引导个人意志使之顺合于群体伦理的要求。而自东汉末以来，一个重要的思想变化就是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求对个人自由、尊严与生活欲望给予必要的尊重，这和本来的名教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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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庄那里，宇宙的本体是“无”。它不能够被命名因而也不能够被阐释一一称之为“道”也只是“强名”，它无往不在而无形无迹，它的唯一特性是“自然”一一自身如此，不具有任何外加的规定性。由于“无”本体是包括人类、人类社会在内的万物的本源，所以从根本上说，“自然”也是人与万物的本性及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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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根据某种神圣原则制定名称，根据名称所包含的理念展开教化，由此建立世界的秩序，保证人间万事的有序运转。果然如此，就能建立一个理想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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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风流”究竟需要什么条件，说起来怕也是纷纷扰扰。就魏晋时代而言，归根结底，它所要表现的是人物之美。所以，凸显个性、推崇真情，显示超越的自由精神，应该是最基本的要素，而仪态、オ学、智慧也都与之有关。友兰有论风流）一文以为“玄心、洞见、深情、妙赏”四者，是构成魏晋名士风流的必要条件，这也不失为简赅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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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常常被称为一部记录魏晋玄学清谈的书这虽然不够全面，但也示了这部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间题一一如“名教与自然”一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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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无法加以详细的描述。大概地说，土族是由地方性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一般认为，曹不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最高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力；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其他情况下，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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