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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由鬼子做，江湖却依旧是我们的，
NO.114438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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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面前争一口气，他相信将一个懂分寸的精明女人留在身边，是有用的。婚姻里面可以有爱情，却不需要全部都是爱情。何况，什么是爱情呢？他欣赏她，他需要她，她满足他，她帮助他，所谓爱也许就是由无数的碎片层层相加，像万花筒里的拼图，有不可理喻的逻辑，却又似乎言之成理，当你发现的时候，构图已经成形，抹不走了。
NO.114319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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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倡导特殊教育，那么特校兴建、特教师资培养也是一笔巨大的长期教育财政支出，这还不包括大龄孤独症的职业教育、就业扶持、托养（没办法就业、生活自理能力弱的孤独症患者）等的国家投入。想让每一个自闭儿长大后能有尊严地活着是很烧钱的。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单单靠一个个家庭去独立承担养育特殊孩子的责任，并且保证孩子长大后不成为社会的拖累，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NO.114201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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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儿的小人儿永远面无表情，大约在七周岁的时候，她才学会识别喜怒哀乐四种面部表情。但至今她画的人物仍旧没有表情：点上一点，就代表瞳孔；笑也好哭也好，嘴巴永远是一条线。小人儿能够不再是正脸朝向观众，可以侧脸、弯腰、背对人，则是八周岁以后才开发出来的能力。在AMOS坚持不懈的指导下，树儿进一步学会了改变小人儿的发型，以前永远光额头的小人儿有时候有齐刘海，有时候梳板刷头，小人儿长出了耳朵，偶尔还会露出牙齿——只有养育过自闭儿的家长和亲身教过自闭儿画画的美术老师才知道，打破自闭儿的刻板绘画习惯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NO.114198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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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实体”的这种相互规定关系的典范是友谊：两个是朋友的人，就他们与自身相关而言，可以说是“独立的实体”；只是彼此相关时才是朋友。只要他们是朋友，一对朋友就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一个一；友谊不再时他们又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这就表明，某人或某物当它只与自身相关时可以是一，同时它还可以与另一个相关，与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这两者无须改变它们的“实体”、丧失它们的实体独立性和同一性，就可以显现为一个一。这就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情形：当上帝只与自身相关时保持为一，但在与圣子和圣灵的统一中他就是三。
NO.114182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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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理解统治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有利的；因为他完全不相信，有人完全是为了权力而想要权力。马克思从未有过这种设想。权力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人要求统治另一个人，我们需要法律来阻止这种情况。马克思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您是知道的，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认为，如果让人们接管自己并改变社会——社会使人堕落——那么人将重新出现。人将再次出现——愿上帝保佑我们！——这种乐观主义贯穿历史。
NO.114117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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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以其实在性（Wirklichkeit）触及我们，世界则以其固有的现实性（Realitat）要求我们去信任它，这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世界的现实性之所以打动我们，乃是因为它对凡人生命而言几乎无限优越的持久与恒常。若我们知道世界即将终结，它便会失去其现实的特征。事实上，在早期基督教中确曾如此，只要信徒们坚信末世希望与终极审判即将到来，世界的现实性就随之消散。生命的实在性则完全不同，它只在每一个瞬间的体验强度中得以显现。这种强度所展现出的力量是如此原始而猛烈，以至于当它在喜悦或痛苦中占据上风时，一切对世界现实的感受都会被彻底抹去。人们早已注意到，富人的生活虽然充斥着精致以及对于世间佳物的敏感，却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也就是对于大地上美好之物的亲近。生活在世界中的能力，唯有在让人愿意超越生命过程并与生命过程保持疏离的程度上得以实现。反之，人类生命的活力与生机，唯有在人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苦累与劳动之时，方能得以保全。
NO.11409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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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存在的那些条件一生命本身，诞生性和有死性，界性，复数性以及琰。从来不能“解释”我们是什么或回答我们是谁的间题，原因很简单，这些条件从未绝对地限制我们。一直以来，哲学对此的意见不同于那些同样也关心人的间题的科学一一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业已在科学上证明了，虽然我们现在，也许将来要一直生活于地球环境中，但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地球的生物。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就在于它能从个真正宇宙的观点来对待地球所限的自然（ earth- bound nature），也就是说，明确大胆地从地球之外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
NO.11389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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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一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 Peric）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无益的人类活动——行动和言说，以及最无形、最短促的人造“产品”——作为言行结果的业绩和故事，可以变成永不消逝的东西。城邦组织，在物质上得到城墙的保卫，在形态上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一以免在以后的时代辨认不出——是一种组织化的记忆。它向有死的行动者保证：他倏忽而过的存在和稍纵即逝的伟大，不会失去来自被他人所见、所闻和广泛地出现在同辈面前而获得的真实性。而在城邦以外的人只能获得短暂的表现机会，从而需要荷马以及其他“有荷马技艺的人”的帮助，来显现给那些不在场的人。（155
NO.1138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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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指出收藏是儿童的爱好的人。他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不是商品，不依靠用途来判断其价值；同时，收藏也是有钱人的嗜好，他们拥有的足够多了，不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而负担得起把“物体的变形”当作他们的事业。在这当中，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发现美，而美需要“无利害的愉悦”（康德）才辨识得出。无论如何，一件收藏品只具有爱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雅明还没有意识到，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稳妥、通常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形式。）而正是因为收藏可以关注任何门类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有用物品的日常世界，因为它们毫无“益处”），因而才可以说，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像革命家一样，收藏者“梦想着他的路不仅通向一个遥远的或者消逝的世界，而且同时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并且，事物从单调乏味的有用性中解放了出来”。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收藏者’的态度，就是继承人的态度”。（《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说过，“所有权是一种最深刻的关系，借此人们拥有物品”，继承人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起自我，从而不被现在所打扰，实现了“旧世界的新生”。
NO.113660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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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他们受纳粹启发（而非胁迫）所作的宣言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多么享受于这份新近获得的权力。……我们知道犹太官员成为杀人工具时的感受：他们就像“在船将倾覆之际，为安全抵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一千人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性命”的营救者，真相更加残忍。比如在匈牙利，卡斯特纳博士以牺牲476,000人的代价，解救了整整1684个人。……（谁生谁死的“神圣原则”是什么？）是那些“毕生都在为孜布尔” ［集体、社区］奔波的人，比如犹太长老以及“最杰出的犹太人”——卡斯特纳的报告如是回答。
NO.11352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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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E. C. S.Wade，British Year B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 ，1934]；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国家行为”说，与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如此一拍即合，他再试一次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法官结案陈词之后、宣布判决之前，他竟然没有把上级命令当作减刑情节重新提出。）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庆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审判，即便对与犯罪过程不相关的陈词，也不会因其无关紧要、不够客观而弃之不理。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像立法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NO.113385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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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其实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和金色，只不过是植物按照大自然的生存原则长出的性状和色彩。它们的存在，本不是为了美丽，它们生存的目的，与荨麻其实无异…
NO.112766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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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运势的很大部分是别人给予或他人导致的，或因病毒、天气、战争、经济衰退造成，但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天生铸就，而所有幸事中最幸运者莫过于天性达观。
NO.112752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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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后我忽然意识到，既然她几乎每晚都在巴里的床上度过，自己的起居室兼卧室不是白浪费钱吗？于是我建议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我觉得如果她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一定会很开心，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我知道别人会觉得我们这种“三角家庭”很奇怪，不管是认为我过分慷慨，或是认为我们道德放纵，我一直也说不上来，也没人粗鲁地当面评论过我们的关系。我怀疑在我的内心，会认同前者要多于后者，60年代过来的人就算自己未必真这么做，也都应该听说过占有欲是应该被谴责的。也确实有这样的人，神经质地喜欢占有，甚至不能容忍别人享用自己未必想要的东西，但我当时不这样，现在也没这么多占有欲。我并没有刻意训练自己成为这样，我只是不是那种人，这只是运气，而非美德，但对此我很感激，因为实在看过太多因嫉妒而引发的惨剧了。萨莉搬来时，我只觉得家里既有可爱的新朋友，又有亲爱的老朋友，随后的两年多，是我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
NO.112667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