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我们

遗忘，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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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说、电影不同，戏剧主要是由话语构成的。无论后世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有没有道理，无论图像时代多么色彩斑斓，希腊心灵最重视的，的确是话语。有人说，戏剧是展现行动的，这也对，但在戏剧里尤其在希腊舞台上——行动是用话语说出的，动作很少。演员通常并不模仿现实生活里的动作，杀戮一类引发感官刺激的场景更是绝无仅有。心理活动则完全由对白展现——演员戴着面具出场，并不展现表情。希腊戏剧是现实主义的，但它们并不模仿现实。
NO.93707 ——陈嘉映《希腊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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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介绍过佛教中关于因果业报的看法。人在不同时刻遭遇的不同处境无非各种因缘条件成熟的结果，落实到个体生命层面，就和每个人的善恶业力有关，善的业力会引发善的结果，恶的业力则会引发恶的结果。而之所以有善恶业力的问题，推其根本，不过是因为有善恶的念头。而善、恶念的发起，我们常常会觉得是不自主的，是遇到境界后被自然触发出来的，这其实是因“无明”的根源而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们妄认有“我”，就会产生贪、嗔、痴的烦恼，就会自然生起善、恶念。
NO.93563 ——成庆《人生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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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禅到底是什么？禅其实就是将哲理化的佛教引入到中国人的具体生活中，以最为常见的形式，如市井问答或田间劳作，来诠释和表达佛陀所要讲述的觉悟经验。就像当年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觉悟，他体验到世界的真相，然后再把这份经验以各种方式告诉世人，这里面除了有形的语言文字之外，还有很多“无言之教”。
NO.93561 ——成庆《人生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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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的生命尽头为苦时，其开端多少也就具备了强烈的悲剧性，也就是说，生，其实就是苦的。我们对生的热爱往往是出于对老、病、死的恐惧与抗拒，而当生本身的价值被奠定在苦的基础之上时，生又有何乐呢？这就如同得与失的关系。当我们得到它时就意味着终将失去它，因为失去是相对得到而言的。如果失去是苦，得到又是失的因，那么得在本质上也是苦的。
NO.93535 ——成庆《人生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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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个有写作天分的人。不过今天我已经不再被这个问题困扰。我不是非得写出些什么杰作来不可，写作也不是专属于天资出众的人。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写作就像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建设，或者说最终指向虚无的领悟。写作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行为，它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但可以帮助我超越生活、超越自身因为写作，我同时投入在生活之中，又抽离于生活之外。当我在生活之外时，我不再是某种意图的手段或途径，我真正成为了我自己。在生活中人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人会真的认为孩子的一滴眼泪具有无限的重要性一但审美可以赋予事物这种无限的重要性，甚至还不止于此。
NO.93259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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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和搭档闹翻，不想难看地和他争执、讨价还价。但我也不喜欢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NO.93117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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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当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而工作则相反，你必须按照要求，无论这要求是来自雇主、客户，或——当我经营个体生意时——对市场的观察和分析等，然后付出有效劳动，才能获得回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人恰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因此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所做的就是自己想做的。或者反过来，有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恰好能够满足雇主、客户或外部机制等的要求，并由此抵达了某种自由。但是这样的幸运听起来似乎可遇不可求。
NO.93055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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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只存在你不知道的、隐秘的苦心孤诣和踏遍欧洲大陆的痛苦寻找，没什么事真是凑巧的。
NO.92862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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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设局。如果过度追求一击毙命，那么势必会在布局时留下痕迹，对隐蔽自身是很不利的。
NO.92521 ——淮上《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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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已是一身泥污，又凭什么去指责旁人不干净？
NO.92221 ——雪满梁园《鹤唳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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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敬的一位大哥一直对我很关心，他恨铁不成钢地教育我：“你不能永远满足于扫街嘴，吃大肠的和吃燕鲍翅的永远不是一个阶级。”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也不排斥一些像艺术一样精致的美食，而且，在我偶尔需要请客的时候，那些装潢别致、服务周到、菜品设计精心的高大上餐厅，确实满足了朋友们的口舌之欲，以及我脆弱的虚荣心。但本质上，我永远没有办法离开街边小店的气氛，我依然觉得美食的终极目的，是让人在进食过程中感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幸福。这种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吃家常菜得到的满足感，吃燕鲍翅并不一定能得到。就像莫言笔下的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秦可卿在天香楼中云雨，如果两者相较，我更喜欢高粱地里的自在和天性。
NO.92071 ——陈晓卿《吃着吃着就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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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正在烦恼的时候，丁福保老先生忽然来一个电话，叫我即去相商要事，我就急急忙忙赶到他的家中，丁先生见了我就说：“今天下午六时，忽然来了五个日本人，寒暄未毕，一个日本人送了一个玻璃盒装的银盾，上面刻着 ‘文化交流，中日一家’字样。”丁先生本来是会说日本话的，日本人说：“你译了不少日本书，对中日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丁先生正想要措词答复，谁知三四个日本人已经把银盾恭恭敬敬地送到他手中，不由他分说，就连续拍了几张照片，扬长而去。丁先生说完之后，他认为这事将来能大能小，要是国民政府有一天收复失地的话，连吃官司都有份。同时他又告诉我日本人曾经给他看过一张名单,除了留日名医余云岫、汪企张等七八人之外，末了一名就是你，下面还注着一行小字“皇汉医药从书编纂人”。我一想，这与严某所说的事相同，可能井非空六来风，或许是有些来由的，我和丁先生两人愁眉不展，相对无言。当晚回家，决心想离开上海到后方去。次日清晨，我并不看病，只是呆坐着看报，打开一张日本人办的《新申报》，果然看见丁福保先生捧着银盾的图片，还附带一段很长的新闻，把丁先生过去留日学医的经过以及译书的成就,写得详详细细，而且还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大有贡献，是大东亚共荣圈中不可多
NO.91984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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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要是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传授你几个秘诀：一、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志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三、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四、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NO.91961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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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工和公司的一切关系都只围绕着收入的时候，员工对抗公司的砝码就不存在了。公司不仅付费购买了你的劳动，还购买了你的加班、你的下班时间、你的每一秒。尽管这些没有体现在合同上，但体现在了工资里。一个热衷于反抗系统的员工，也是难以管理的员工，是公司随时都会开展的“去肥增瘦”计划中首先会被放弃的员工。互联网公司，尤其是最知名的大厂，在行业中做了非常糟糕的示范。互联网行业是典型的投机行业，公司在投机中迅速赚到钱，再迅速展开更多的投机业务，不断把未立即见效的业务砍掉。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人既不可能建立跟业务的关系，也无法建立跟公司的关系，只能像耗材一样被公司使用。当人与公司的联系变得如此脆弱时，离职也并不能让我们免于劳累的工作。换下一家公司也是如此，甚至不如这里。这里至少工资高一点。我们与公司的关系正在变成彻底的工具关系。付钱购买劳动，其余一概免谈。人们将这样简单的关系视作公司与员工最好的关系，因为大家已经厌恶了那种“把公司当成家”的虚伪说辞。可是当公司彻底变成只管付钱而不理会员工情感的公司时，职场变好了吗？
NO.91868 ——凡之昂《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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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鲁斯的威胁并非夸口之言，他率军蹂躏美索不达米亚，凡是阻挡前进的敌人全部被他铲除，占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些重要城市（都没有抵抗就投降），带着获胜的大军越过底格里斯河，掌握最好的机会入侵波斯。
NO.91774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