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

说忘记只是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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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江湖，江与湖，都是水，也是浪，波浪把他推到哪里便算哪里。
NO.114410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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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同时意愿和不愿的事同一个意愿自我：“是我意愿，也是我不愿，都是我自己；我既不能完全意愿，也不能完全不意愿”——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两个心灵，一个善，一个恶”，而是同一个心灵中有两个意愿在骚动，“把我撕裂”。摩尼教徒为了说明这一冲突，假设了两种相反的本性，一善一恶。但是，“如果有多少相互对立的意愿，就有多少相互对立的本性，那么就不只是两种本性，而是有许多本性”。因为我们发现，在不存在善恶选择的地方，即两个意愿都被称作恶的或两个意愿都被称作善的，存在着同样的意愿冲突。
NO.114185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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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为死而生，而是为着开端启新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p191
NO.11406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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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遵照如此频繁地催促着我们的建议，即让我们的文化态度也去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地位，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一种让言谈不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被迫采取了一种数学符号“语言”，虽然这种符号语言最初只不过用作口头陈述的一种省略形式，但它现在包含的陈述再也不能转译回口头言说。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性格”——他们没有拒绝发明核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真”一一他们不明白这些武器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会就如何使用来咨询他们的意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越言谈的真理，或许这些真理对单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即他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是一个政治的存在。但复数的人（就生活和行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而言）能够体验到意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互相交谈，能够听懂彼此和让自己也弄明白。
NO.11392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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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讲述的人生经历中，您成了一个倒霉的人。我们了解您当时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相信，若非生不逢时，您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站在这里或任何一个刑事法庭上。为了便于说理，我们暂且认定，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持了一个大屠杀的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您支持并执行了不与犹太民族以及诸多其他民族共享地球这项政治意愿，似乎您和您的上级有权决定，谁应该或谁不该居住在地球上；同理，我们认为没有人，也就是说，整个人类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您共享地球。正是这个原因，这个独一无二的原因，决定了您必须被判处绞刑。
NO.11348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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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的科研成果和教育背景不足以令他明白，但至少可以让他模糊地认识到，把他们变成罪犯的并非命令，而是法律。命令不同于元首的话，后者的竞争力不受时空制约，而前者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存在制约。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元首一下达最终解决令，接着就是洪水般的规定和命令，而且制定者全部为专业律师和法律顾问，没有一个行政官员。这个命令不同于一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项法律。无需赘言，所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繁文缛节绝不仅仅体现了德国人谨小慎微和全面彻底的性格，更为这个事业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件最漂亮的外衣。
NO.113462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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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存在另一个难题（阿伦特本人早就预见到了），即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应对流散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巴勒斯坦人对欧洲文化的崩塌并无任何过错，到头来却要因此而受罚。
NO.113447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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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NO.113316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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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运者的数量可比你想象的要多，因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好运或不幸，不仅源于周遭。当然，运势的很大部分是别人给予或他人导致的，或因病毒、天气、战争、经济衰退造成，但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天生铸就，而所有幸事中最幸运者莫过于天性达观。
NO.112948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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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NO.112081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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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部分朋友从工作中结识，甚至连爱人也是。不再做记者后，生活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我拥有了无止境的空闲时间，且因为无法充分利用而感到羞愧和自责，充满焦虑。【虽然我有充足的时间走出家门，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在家里。】
NO.111990 ——张小满《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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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的谬误在于将时间视为一连串先后发生的事件；他更愿意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不断、没有尽头的过程，一系列“相互融合渗透，彼此间没有明确界限的”变化。他将这个概念称为“绵延 laduree”。哈里森立刻为这一概念所吸引，认为这一概念在俄语的未完成式中有所体现。她写道，“绵延”表明我们是比自身更为宽广的事物，我们同时包含着现在和过去，在某种方式上也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每时每刻越滚越大的雪球，我们自己的过去，还有自身范围以外的过去以及历史上的世世代代，都包含在这个雪球之中。”
NO.111884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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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里曼对这位斯巴达王后的幻想一直延续到坟墓外。他死时，遗体旁边摆放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本诗集，葬礼上朗诵了海伦为死去的英雄赫克托耳发表的悼词，朗诵者为他的希腊籍妻子。为了再现海伦在特洛伊翩然行走的画面，走火入魔的施里曼甚至运来了一名希腊美女。在和俄罗斯籍的发妻（他和她一共生育了3名子女）离婚之前，施里曼曾经指示希脂大主教西奥克利托·宾波斯（Theokletos Vimpos）为他物色一个人选：“典型希腊式的，黑发，最好长得漂亮……”他们找到了16岁的希腊女孩索菲亚·恩加斯特梅诺斯（Sophia Engastromenos），并在她家进行了面试。施里曼（他的条件包括贫穷和学识）要求这名女孩背诵荷马史诗，并回答一个有关罗马历史的问题。索菲亚做到了，面试结束后不久，两人就结婚了。按照施里曼的说法，他们是快乐的一对：“她对我的爱就像希腊人一样，充满了激情，我也一样爱她。我只和她说希腊语，因为希腊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是众神的语言。”
NO.111732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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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有什么无法想象的呢，我已经在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已经如此远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致不久前我还以为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对她大加指责肆意羞辱；而我自己竞一点都没想到，她到这里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怜悯的话，而是为了爱我，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爱情也就是一切，包括一切复活，一切摆脱任何灭亡的获救，一切再生，除此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表现形式。不过，当我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并从隔板的缝隙里张望的时候，我已经并不怎么憎恨她了。我只是因为她待在这里而不堪忍受，十分难受。我希望她尽快消失。我渴望“安宁”，希望独自一人留在地下室里。由于对“活生生的生活”很不习惯，我竟被压迫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NO.11138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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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钟头里，我三次汗透衣裳，又三次把它们焐干。有时候，一种想法刺进我的心房，使我感到痛入骨髓、刻骨铭心的痛苦：再过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即便再过四十年，我依旧会带着厌恶和屈辱回忆起我整个一生中这一最为肮脏、最为可笑、最为可怕的时刻。比此刻更恬不知耻、更心甘情愿地糟践自己是绝不会再有了，我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明白这一点，但我仍然从桌子到壁炉地来回走着。“哦，要是你们能够知道我有着多么高尚的情感、多么深刻的思想，我又是多么有修养，那该多好！”我不时思量着，在心里对坐在沙发上的我那几个敌人说。然而，我的敌人竟只顾自娱自乐，似乎包间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
NO.111246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