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败几

我也想浪荡一生，却不小心钟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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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NO.108454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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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达夫心中作出了决定，也微笑着对他说：“笑话，老易，你不是不了解，我卫达夫做事向来光棍，真到要下注，哪一回抖过手？这手牌实在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NO.108434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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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纷纷离去的童年，还有好多不愿长大的孩子，他们或孤独一人，或成群结队，留在变成往事的白天黑夜里。那里树不往高长，河水不往两岸上荡漾，太阳和月亮，在人们的念想里发光。
NO.108376 ——刘亮程《本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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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大学生就是那时的我。不，比那时的我有勇气多了。因为她并没有哭着入睡。因为她去了医院，接受了诊察，找到了同伴，发动了反击。
NO.108111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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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打愿意在应召站工作，也就是卖淫，但你需要钱，而且越想越觉得陪睡拉保险和卖淫没有太大差别，况且卖淫是日薪制，条件更好。你编造出各种理由来合理化卖淫，最后自愿走上这条路。对方只是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方向，并没有强迫你接受。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宪法保障人民选择职业的自由——你如此催眠自己。
NO.107659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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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店跟色情酒店、应召站这类服务男性的店家不同，店里采用“永久指名制”，顾客一旦指定牛郎，就不得更换。换言之，店家主打的并非一时的快感，而是长久的关系，亦即高真实店的模拟恋爱。几乎所有牛郎店都以这种方式赚大钱，证明它确实切中了许多女性的需求。　　因此，不少牛郎会在店外跟顾客见面，发生关系，介入私人生活，对顾客虚情假意。
NO.107382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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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九件户籍誊本送到绫乃手上，也就是说，铃木阳子曾经更动户籍八次。　　发现遗体的隔天，绫乃与狭山市公所确认后得知，铃木阳子至少结过两次婚；接着又从之前的户籍资料推测出她可能结过三次婚。实际一一确认户籍后，确定铃木阳子结过四次婚，而且没生小孩。　　当然，多次结婚离婚并不会触法。　　值得注意的是，与铃木阳子结过婚的男人当中，除了第一任丈夫山崎，其他三人皆在婚后一年内死亡。
NO.107332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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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边的矮柜上搁着一个收纳杂物的空金鱼缸，里头杂乱无章地塞着一堆水电费收据，以及银行存折。……绫乃望向塞在金鱼缸里的收据，收件人一栏印着这里的住址，以及与存折上相同的名字。“喂，你就是铃木阳子吗？”绫乃将视线移向被猫啃食见骨的女人，暗自问道。当然，她不可能得到答案。
NO.107300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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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城市里，当你的意思是指公共汽车，你说，巴士；当你的意思指的是鲜奶油蛋糕，你说，鲜忌廉冻饼。因此，在这个城市里，脑子、嘴巴和写字的手常常会吵起架来了。写字的手说，你要我写冰淇淋，但你为甚么老是说雪糕雪糕。脑子、嘴巴说，我的意思明明是告诉你这二人是足球裁判员和巡边员，你却仍把他们写成球证和旁证。写字的手、脑子和嘴巴每天吵架，已经吵了一百多年了，因此他们决定要举行一次针锋相对辩论会。
NO.107277 ——西西《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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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城》以人物（我）为经，空间（城）为纬，切割虽多，但人物造型的神情，观物处事的态度，清新俏皮的语言，富音乐感的叙事节奏，再加稚趣的绘图，乃构成一整体，实在互为呼应，倒可以借用徐邦达评《清明上河图》：“前后关联，一气灌注。”如果说《我城》是有关某个时空的年轻人的小说，则这种形式，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体现了年轻人美好的质素：开放，乐观进取，不断发展，充满可能。这形式，一如年轻人自己的生命，并非始于一个已然完成的“内容”，一个既定的答案，然后设计一套“形式”去配合，不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边走边看，经验逐渐构成，摸索、调整的活动。
NO.107240 ——西西《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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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幺资本主义也将因无处安身而瓦解。
NO.107106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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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 Logos）期刊今年春季号发表了新教皇本笃十六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而作，在寻求自由》的标题下击了“堕入病态的理性”与“被滥用的宗教”。教皇在论及西方民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冲突时指出，重要的问题是重建理性与宗教的关系。启蒙理性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宗教信念，但目前理性与宗教两方面都出现了病症，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对宗教的用威胁着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病态理性瓦解了信仰。
NO.107057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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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但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西方历史上有许多敏锐的思想家警觉到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及其隐患，泰勒在本书中也有所列举。比如，托克维尔曾告诫，民主时代的人们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尼采指称的“末人”（last man）则是现代文明没落的最低点，他们除了“可怜的舒适”“软绵绵的幸福”之外，生命没有任何抱负。
NO.107033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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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一一“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NO.107003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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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猿猴之于人是什幺？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在这里，尼采昭示了他所谓“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之间截然不同的生命意义。而兰德笔下的“创造者”践行的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勇敢的、使生命热烈昂然的“主人道德”，而“二手货”侧信奉那种依赖性的、寄生性的、随波逐流的“奴隶道德”。
NO.106967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