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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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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天赋人权。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
    《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一个对酒管制最严的国家。也许，这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国宗教迫害逃出来的清教徒，他们比天主教徒更重视对于“十诫”和其他宗教诫律的实行，更重视“修身养性”。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完全禁酒的时期。
    《历史深处的忧虑》
    也许，在当时美国人的概念中，他们已经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了。在他们看来，总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中央政府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他们有关自由独立的美国的理想，才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当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理想的这一天起，美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历史深处的忧虑》
    一旦“国家利益”这个重磅炸弹能够有朝一日炸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缺口，整个美国的新闻自由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了。
    《历史深处的忧虑》
    “文化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一来，那些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别说是自由，还会有活路吗？
    《历史深处的忧虑》
    大概有很多人，会想起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事情发生后当即发表的讲话。这大概是他上台以来，发表的最好的一篇讲话了，尽管非常非常之短。大家都会想起他对于爆炸案的一句评价：“这是针对美国，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所有信仰的攻击。”
    《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除了权力的横向分割，宪法还把国家政府的权力从竖向切成三条。这是你早就知道的“三权分立”，也就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绝对独立。你知道，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有过系统的论述。美国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时候，做得特别彻底。宪法的这样一种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其中某一分支的权力过大。因此，总是使得每一个分支的行动都必须受到其它分支的检验。比如说，国会作为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案，总统作为行政机构可以表示不同意，并且行使他的否决权，国会如果坚持，就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立这个法。相反，总统提出的法案，也必须经过国会的投票，国会可以通过，也可以反对。而作为司法部分的最高法院，有权对总统和国会提出的任何法案进行审查，然后，它不仅有对法案的解释权，而且，有宣布这些法案是否违反宪法的权力。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又没有提出法案和立法的权力。这三个权力分支机构的这种状态，就是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历史深处的忧虑》
    当然，听起来是很理想化的蓝图，在要付诸实行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说美国在讨论宪法的时候，就遇到怎样确定各州代表的人数问题。在国会中代表一个州的议员的多寡，当然直接影响到投票争取该州利益的成败。在美国，当时大州和小州人数相差很大，如果按照人口比例决定议员的人数，小州的利益得不到体现；如果平均分摊，每州不论人数多寡都是一样的名额，大州又觉得吃亏了。一开始也是争执不休，最后他们终于达到妥协，同意美国的国会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众议院以人口比例确定议员的数量，而它的参议院则不论州的大小，每州两名议员，以确认小州的利益也有保障。达成这样的妥协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历史把它称为“伟大的妥协”。
    《历史深处的忧虑》
    法院的最高原则是司法独立，它谁也不靠，谁也不帮，谁也不听，可以说是高高在上。最高法院的组成是九名大法官。这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会批准任命的，并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也许你会问了，既然大法官是总统任命的，那幺，他们是不是就会偏向总统了呢？问题就在于，虽然大法官是不变的，但是总统是一直在换的，他的任期是四年，最多只能连任两期。有很多美国总统在他们短短的四年里，根本没有大法官退休，也就根本没有机会去任命一个他“喜欢”的大法官。
    《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看到的美国新闻和图书出版，是非常“井井有序”的。在自由的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之中，社会总的趋势是在趋于健康和更富于创造力。社会的基本健康，又有助于新闻和图书出版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新闻出版界也有它自己的一套自然约束。尽管法院一般不会轻易作出诽谤罪的判决，但是它还是可以裁决报导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如果一张报纸或一个出版社频频作出不实报导，读者就会对它嗤之以鼻，就无法维持它原来的读者群，也就破坏了它自己的生存条件。在市场调节之下，当然也有适应它的特定读者面的一些劣质读物，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这样的读物并不是主流。
    《历史深处的忧虑》
    整个旧的安全概念在此领域都行不通。他们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通过原子能的释放，我们这一代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自人类历史发明火以来最具变革性的力量。这个宇宙的基本能量，已经不再适合可以被抛弃的狭窄民族主义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谈不上保密，也谈不上防卫了。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控制，除非能够唤醒人类的良知和坚韧。”
    《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认为，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象集会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在平静的年代和社会安定的时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会产生危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显得困难得多。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更应该让人民有集会和把话说出来的权利，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一种和当时正统的观点不同的意见。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
    《历史深处的忧虑》
    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的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做出的一个选择
    《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想到，曾经听过一位在这里移民几十年的华裔长者说，当初华裔美国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权运动。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问题时，走在华裔美国人的牵头。我想起著名的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仔细想想，这还真是很有意思。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哪一个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虑一下安吉鲁的问题。
    《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都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尔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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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体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历史深处的忧虑》
    你经常问的问题是：什幺是美国的自由。我最想告诉你的总是：什幺是美国自由的代价。
    《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运作正常，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一个聚集了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点自由。这是二百多年来，他们感到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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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这里是最有隐私权的地方。但是，你要想竞选总统，想当官（大官小官不论），想当明星，当民间组织的头头，想在公众事务中成为一个“人物”，那幺，可以说，从头到尾，你都在新闻的监督之下。也许你天天在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也许你很少见报，但是这已经是取决于新闻界对你感兴趣的程度了，而不是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一般来说，他们要保持良好形象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端正自己的行为，二是以最大可能隐藏自己的劣迹，躲过新闻界的目光。
    《历史深处的忧虑》
    所以，在每年四月税收截止时，人人都有点心理不平衡。有的在心里嘀咕：政府收了这钱不知干什幺去了；另一些人则愤愤然。因此，美国人对所有政府人员，上至总统下至办事员，是从不犯怯的。“你们拿了纳税人的钱，……”，这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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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地的国家。权利法案的第三条，即宪法第三修正案规定“任何士兵，在和平时期，未得屋主的许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战争时期，除非照法律规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以及第四修正案“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加上宣誓和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这两条，都是和上述的个人权利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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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无法想象，参议院的老家伙怎幺能传看一个女人的隐私书信。对于美国人，这就跟轮奸一样不可饶恕。
    《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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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逐步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他们一般来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情况使大家都难以判别，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历史深处的忧虑》
    你也许会问，这是什幺意思呢？这是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不论陪审团最后作出什幺样的裁决，是“罪名成立”也罢，是“罪名不成立”也罢，都必须是陪审团全体陪审员一致的意见。只要是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就意味着“无法作出裁决”，就必须宣布这一次的审判“宣告失败”。在审判失败之后，检方必须立即作出决定，是重新再一次审判，还是撤销起诉，就以“审判失败”结案算了。如果选择前者，那幺一切已经来过一遍的程序都必须从头再来一遍。当然，如果有的话，双方都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没有新的证据，也可以改变进攻的策略。我又要拿运动场作比喻了，审判失败说明这场球给踢和了，那幺就再踢一场，决个胜负。
    《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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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
    林达
    国籍： 美国
    林达简介：
    林达，美籍华人作家夫妇丁鸿富、李晓琳共用的笔名，另有丁林、Dinglin2等笔（网）名。两人均于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早年曾在黑龙江省插队，1991年移居美国后开始写作。林达以书信形式讲述美国社会故事，创作「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包含《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作品，介绍美国法律、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及思想原则。其写作领域涉及宪政、法治、历史等领域，并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报刊开设专栏。代表作品还包括《带一本书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笔记》等旅行笔记，以及《扫起落叶好过冬》《一路走来一路读》等文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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