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经典语录_名言_名句赏析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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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阶段早熟成才；一个人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一步一步地成才。所以，一个人不必因为暂时写了一些不像样、不成熟、缺乏责任感的作品，马上就认定自己没有指望了。一个人也许不会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可以走里尔克走过的那条比较平稳寻常的成才之路。

《昨日的世界》 0

后来，我们班上那五个想当演员的同学，没有一个登上舞台；在《潘神》和《艺术之页》登过名字的那几位诗人，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也许他们今天会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自嘲地付之一笑。我是我们那些人当中唯一始终保持创作热情的人，而且这种热情成了我一生的核心。但是，我今天仍怀着感激之情怀念我们那一伙人。他们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啊！那种火热的讨论，你追我赶的狂劲，互相之间的表扬和批评，提前锻炼了我的手和大脑，大大开阔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们是如何鼓起勇气摆脱单调无聊的学校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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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辜负这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他的讲演通俗又浅显，性格爽朗又诙谐，即便在作最激烈的演说时一—那个时代最激烈的演说一也从来没有失去本来的风度。他虽有一把刮刀，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切削刀，但他万分小心地控制着。他对待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君子雅量，他的私生活简朴得无可非议，他公开的排犹立场从来没有人阻止，他对以前的犹太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维也纳市议会，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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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音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那些刺耳的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为选举激动不已时，我们去了图书馆。当群众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像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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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流家庭的姑娘，从她出生的那天起，直到她与丈夫走出教堂为止，必须在绝对消毒的气氛中生活。为了保护年轻姑娘，不让她单独离开家人的目光。给她请来家庭女教师，就是为了照料她，绝不能让她没人陪伴就踏出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她们读的每本书都要经过检查，而最主要的，是让姑娘们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使她们无暇生出非分之想。她们得练钢琴，学唱歌、绘画、外语、艺术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教育，甚至有些过分。但是，在把她们教育得非常有文化有教养的同时，她们对最最自然的事物一点也不知。她们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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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自由后的第一年我要住在巴黎，我将这当作承诺给自己的礼物。此前我曾经两次到过巴黎，对这座永不疲倦的城市只有粗浅的了解。不过，我知道，有谁年轻时在那里生活过一年的话，他终其一生都会带着无可比拟的幸福回忆想到它；我知道，没有任何地方能有和这座城市一样的氛围，能让人在充满活力的感觉中感受到它那青春气息：它会接受任何人，又不会对任何人追根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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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那么急不可待地穿行在大街上，看了那么多，寻找那么多我不光要经1904年的巴黎；我也用感官、用心灵去寻找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巴黎？拿破仑和大革命的巴黎，要找到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一路易·菲利浦的巴黎，要找到他们写到的街道、人物和事件。我坚信，一种注重真实的伟大文学能回馈给它的人民以那么多永久性的力量。对此我坚信不疑，我在法国一直有这种感觉，现在也不例外，因为在我用自已的眼睛看到巴黎之前，经由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风俗描写者的表达和描绘，巴黎的一切都让我在精神上与它变得那么熟悉。在我与这座城市的相遇中，它们又变得活跃起来；这种实际上的看见，原本只是一种重新认出，是那种古希腊戏剧式的“重逢”——这是被亚里士多德高度赞誉为所有艺术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的峰巅。不过，无论是一个民族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那最内在、最隐秘的内容永远无法通过书本以及哪怕最不知疲倦的漫游而得到，要了解它总是要经由它最出色的人物。只有通过与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友谊，才能领会到一方水土与一方人之间的真正关联；所有那些从外面观察到的内容，都是不真实、太仓促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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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无所不在的侵扰随时可能发生的时代，还会有那些纯粹的、只考虑抒情诗画面的诗人吗？这难道不是踪迹湮灭的一代吗？我要心怀满腔的爱恋来哀诉，这一代人在我们当中后继无人。在遭受所有命运风暴席卷的日子里，这些诗人不渴求外表生活中的一切，不要成为凡夫俗子，不要荣誉、头衔、实利，他们别无所求，只是要在安静却充满激情的努力中：将一节一节的诗句连接起来，让每一行都浸透着音乐，闪烁着色彩，燃烧着画面。他们形成了一个“行会”，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喧闹时代的一个修道士般的教团，他们有意识地远离日常事务。对他们来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比那最轻柔却盖过时代轰鸣而存留更为久远的声音更为重要；当一个韵脚与另外的韵脚相合，一种无法描写的动人心弦从中挣脱出来，它比在风中飘落的一片树叶发出的声音还要轻微，然而却能用它的回响轻抚那最遥远的灵魂。对于我门这些年轻人来说，得遇这样洁身自好的人是多么令人兴奋、这些语言的仆人和守护人是多么堪为榜样：他们给予每一个入诗的词语以爱。这样的词语不是写给这个时代和报纸的，只为久远只为万古流芳。去看他们一眼，几乎都能让人感到羞愧：他们生活得多么不声不响，多么不引人注意，多么不出头露面。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生活在乡下，有的做者一份卑微的职业工作，有的作为满怀激情的朝拜者而漫游世界；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却被这些少数人满腔激情地热爱着。他们有的生活在德国，有的生活在法国，有的生活在意大利，不过他们又都生活在同一个家乡，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诗歌中。通过严格的放弃，他们避免生活中一切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像是在进行艺术品创作一样，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我经常再次感觉到，在我们年轻的时代，还有这样纯洁无瑕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也不断地有一种隐忧：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新生活形式中—— 它毁灭性地将人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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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打破了时间顺序，提及与我的戏剧尝试连在一起的神秘诅咒。当然，今天我认为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无非偶然而已。不过在当时，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相隔不久的离世，的确对我的人生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假如当初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将二十六岁的我的最初剧作搬上舞台，他们的艺术能让最孱弱的作品获得成功，我会因为他们的艺术快速地也许快得没有道理地置身于公众舞台的聚光灯下，也会因此错过那些能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岁月。不难理解，我当时感觉到这一切是遭遇了命运的迫害。戏剧从一开始就给了我自己从来不敢去梦想的一切，它先是显得那么诱人，然后又在最后一刻将其残酷地夺走。然而，只有在青年时代的最初若干年，偶然与命运似乎还是同一的。后来我明白，一个人的人生真正轨道由内在力量来决定。不管我们的人生道路看起来如何混乱而无意义，偏离了我们的愿望，它最终还会把我们引向我们那看不见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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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这些观察，我所看到的印度并不是像皮埃尔·洛蒂所描写的蒙着玫瑰红色的浪漫，而是一种警示。这次旅行在内心教育方面给我带来最大受益的，不是那些壮丽的庙宇、风雨剥蚀的宫殿，也不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风光，而是我所认识的人，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和世界，与一名作家在欧洲范围内能认识到的人完全不同。当时的人们还都比较节俭，也还没有像库克旅行社'组织的这种休闲旅行，因此，那些能去欧洲以外旅行的人，无论他们身处哪个阶层或者社会位置，都可以说是另类之人：如果是商人，一定不是眼光狭隘做小买卖的人，而是一位大商人；如果是医生，则是一位真正的研究者；如果是属于探险者那一类的企业家，一定是那种有着胆大、慷慨而无所顾忌的性格；即便是一位作家，也一定是有着比较高程度的精神上的好奇心。当时还没有能提供消遭节目的收音机，所以我在旅途中那些漫长的白昼和黑夜里，在与这些特殊类别的人进行交往时，所了解到的那些让我们的世界得以运转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过读上一百本书的收获。与家乡之间空间距离的改变，同时也让我内心的评判尺度发生改变。在这次旅行回来之后，某些以前我会斤斤计较的小事，会被我认为太小家子气。我再也不会将我们欧洲看成这个世界的永久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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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求职”，理论上我已经找到五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这样一来。我比单纯的闲逛能更好地了解，在这个年轻的面家里，对于一位想工作的人来说有多大的活动余地、多少可能性。这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我也通过从一个介绍所到另一个介绍所，通过去商店面试工作来赢得直观的印象：神圣的自由在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询间我的国籍、我的宗教、我的出身，而且我是没有护照就去旅行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需要指纹、签证、警察证明的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里有工作在等着人去做，这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没有国家的阻挠性介入，没有贸易联盟的例行手续，在一分钟之内自由合同就已经签署妥当，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传奇了。由于这个“求职”，我在最初几天关于美国所了解的内容要超过后来的几个星期。在那几个星期，我作为一个惬意的旅游者漫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只是在波士顿，我与查尔斯·莱夫勒——他曾经为我的几首诗谱了曲——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其余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意外打断了我彻头彻尾的隐姓埋名的状态。我还能非常清楚地回忆起这个时刻。我在费城的一条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一家大书店前停住脚步，至少想在那些作者的名字当中看到我熟悉的名字。突然之间我吓了一跳。这家书店橱窗的左下角有六七本德语书，从其中的一本书上面，我自己的名字向我跳过来。我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向那里看过去，开始考虑。关于“我”，在这里无人知晓的那个“我”似乎没有意义地在陌生的街道上游荡，这个没有人会认出来，没有人会关注的“我”，其实已经先我一步来到这里了。书店老板肯定得把我的名字写到一张纸条上，这样这本书才能在十天内越过大洋来到这里。有那么片刻，这种被遗弃的感觉消失了。当我在两年之前（1938）再次来到费城时，我一直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寻找这个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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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经历了十年新世红，看到过印度、美洲和洲的一部分。我开始怀着一种新的、对世界更有所了解的愉快心情来看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更热爱这片古老的士地、从来没有比那一时期更相信未来。我们以为看到了黎明的红色曙光，实际上那是近在咫尺的世界火海中的热焰。今天这一代人在灾难、毁灭和危机中长大，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战争，也许很难向他们描述那种自世纪之初占据我们年轻人心灵的乐观主义和对世界的信任。四十年的和平让各国的经济肌体变得强健，技术给生活节奏加入生机，科学上的发现让那一代人的精神为之自豪。蒸蒸日上的情形几乎在我们欧洲所国家同时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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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威廉二世在画面中出现的这一时刻，这个昏暗的空间中突然临时爆发出一片疯狂的口哨声、除脚声。大家都在大喊、吹口哨，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在咒驾，好像有人侮辱了他们本人似的。这些性情愉悦的图尔人，对政治和世界的了解超不出当地报纸上写的内容，但是在那一秒钟却变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感到不寒而栗，直到心底，因为我能感觉到，通过这么多年的仇恨宣传，这种毒害已经多么深地进人人们的内心：甚至在一座外省的小城市，并非恶人的市民和士兵已经被鼓噪得那么仇恨皇帝、仇恨德国，哪怕一个在银幕上快速闪过的画面都能引起这样的爆发。那不过是一秒钟，就一秒钟。当另外的画面出现时，一切都被忘记了。人们现在看着喜剧电影开怀大笑，高兴地用手拍打着膝盖，发出声响。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但是这一秒钟让我看到，在严肃的危机四伏的时刻要想煽动起民众多么容易，哪怕有那么多致力于民族理解的尝试，哪怕我们自己也在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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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诗人、法国作家在那个时代发声，并非完全于事无补，因为当时人们的耳朵和灵魂还没有被收音机里不间断的胡说八道的浪潮所淹没。正好相反：一位大诗人发表的即兴宣言要比政客们的正式讲话影响大上一千倍。人们知道，后者的讲话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审时度势的结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实内容。那一代人还有着对诗人的无限信任，把他们看作是有着纯洁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后来如此失望。正因为军队和官方将知道诗人有这样的威望，他们便将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声望的人都网罗在自已的动员机构下面：他们应该去声明、去见证、去证实、去发誓，一切非正义、一切邪恶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已国家的一方。但是，在罗曼·罗兰这里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自已的任务不是去强化这种充满愤怒的、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过激氛围，而是要去净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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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根本无意于去高估那些小小的、狐立的尝试。它们当然对事件的发生没有产生哪怕最微小的影响。但是，这些努力对我们自身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读者有所帮助。它们缓解了可怕的弧立和灵魂上的绝望：这便是20世纪真正有人之感觉的人在当时的处境。今天，在二十五年之后，同样的情形再度出现：面对超强势力，真正带着人之感觉的人如此无力，恐怕现在比以前更为糟糕。我当时已经完全知道，这种小小的抗议和小把戏无法将我内心真正的负担碾碎。慢慢地我有了要完成一部作品的计划：我不光要对个别情形发声，还要表达我对时代和民族、对灾难和战争的全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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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们根本没有人们平常所设想的那种逃跑企图，而奥地利的护卫军士兵也没有要严格看管的愿望。他们和战俘们像战友一样坐在一起，恰好是语言的不通，让双方觉得特别好玩儿。他们互相递烟，向对方微笑。一位蒂带罗尔的士兵正从又旧又脏的皮夹子中拿出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敌人们”看，“敌人们”一个一个地欣赏照片，用手指打着手势来问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自主地有这样的感觉：这些底层的、简单的人对于战争的感觉比我们那些大学教授和作家要正确得多：那是一种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不幸，他们对此束手无策；那些也被卷入这一厄运当中的人，都像是同病相怜的兄弟一样。这一认识给我安慰，伴随着我的整个行程，穿过那些遭受过炮击的城市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家具像残碎的肢体和被掏出来的内脏一样躺在街道的中央。那些位于战场之间、庄稼长势良好的田野又让我希望，在几年以内这些破坏都将会消失。我自然也没有估算到，正如战争的痕迹在地球上快速消失一样，对残酷战争的回忆也同样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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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反抗战争！我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还缺少最后这一能让我的直觉得到确认的形象性画面。我认出了自己要与之搏斗的对手：那种虚伪的英雄主义，它宁可先把别人送人痛苦和死亡当中：那种毫无良心的预言家所持有的廉价乐观主义，这些人来自政界和军界，他们侈谈辉煌的胜利，延长战场上的厮杀：还有他们身后被租借来的唱诗班，所有这些“战争的鼓吹手”——韦尔弗尔曾经用这样的词汇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斥责这些人。谁表示出疑虑，便妨碍了他们的爱国生意：谁发出警告，就被嘲笑为悲观主义者；谁要消灭战争，他们就把谁标记为叛徒，而他们自己在战争中却会毫发无伤。贯穿所有的时代，同样的无稽之谈总是一再出现：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但是，在他们轻率地招来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同样的愚蠢总是再度出现，卡珊德拉在特洛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受到嘲笑。在面对与他们处境相似的目前时刻，我对于这两个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和伟大之处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深刻。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所谓的“胜利”，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纵使能够在付出无尽的牺牲之后得到胜利，那也不足以成为牺牲的借口。我发出这样的提醒，在朋友当中总是处于孤立状态。人们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发出了乱糟糟的庆祝胜利的喊叫，在第一场战役之前已经开始分赃，这让我感到怀疑，到底是众人睿智我独痴，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将自身的、一个“无望主义者”——这个词是人们新发明出来，用来将“通向失败的意志”归咎在致力于谅解的人身上——的悲剧性处境以戏剧的形式描述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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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能促使我去写作的因素是，我要让人看到：有一种权力形式会在一个人身上导致内心坚硬和灵魂麻木，全体民众都认为正是这种权力决定了每一个胜利；与之构成对立的，是那种失败所带来的翻搅性的让灵魂遭受痛苦和可怕蹂躏的权力。在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当别人都还在过早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实胜券在握之时，我已经将自己扔到灾难的最深渊，并寻找走出来的途径。我选择了《圣经》中的一个主题，在无意识当中碰触到血统或者在传统上悄悄地形成的犹太人命运共同体，迄今为止在我这里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个民族，我的民族，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所有民族战胜，但是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那种通过意志来转化失败的力量，才使他们一直存留下来，超出那些曾经战胜过他们的民族吗？我们的先知，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人，他们不是已经预先知道，今天我们又像秕糠一样被撒在大街上，不正是他们没有认可对暴力的屈服，甚至将遭受暴力的命运赞美为通向上帝之路吗？磨难并非总能让所有人或者单个人从中获益，但是在写作这个剧本期间我感觉有幸在磨难中获得裨益，这是第一本我自己认可的书。今天我知道，如果我当初没有在战争期间带着同情和预感遭受痛苦，我还会是战前的那位作家，“舒缓的”——如人们在乐评中使用的词汇——但是永远也不会直达内心的最深处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触动。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是在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发声。在我试图去帮助别人时，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是我在《鹿特丹的伊拉斯漠》之外最关涉自身的、最为自己而作的作品，后者完成于希特勒统治之下的1934年，源于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这个时代的悲剧给我带来的痛苦不再那么严重了。我丝毫没有想到这部作品能带来引人注目的成功。由于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由于结束场景采取了合唱的形式——要提升为被战胜者献给命运的赞歌，这部作品的篇幅要远远超过一般剧本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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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氛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各国首脑、皇帝、国王还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长大的，他们在无意识当中还因为战争感到羞愧。他们一个接一个反驳别人对他们“军事主义”的指责，说这是卑鄙的诽谤。相反，他们要争相去表示、去证明、去解释、去展现自己是“文明国家”。在1914年，他们在世界面前要装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样子，他们会鄙视和排斥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他们最迫切期待的莫过于被认可本国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贡献。在所有中立国，到处都是各种艺术演出，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派出由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指挥家带领的交响乐团去瑞士、荷兰、瑞典演出，维也纳也派出了它的爱乐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让他们去表彰军事行动，或者去赞美兼并的趋势，而仅仅是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蛮人”，他们不光能生产燃烧弹或者优质的毒气，也产出为欧洲所认可的完美价值。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在1914一1918年，“世界的良心”还是一种被各国争夺的力量：在战争中，一个国家在艺术创造上、道德上的因素还代表着一种被看作有深远影响的力量；国家还在努力争取人们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国那样，只用恐怖将人们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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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翻地覆的突变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者革命时期，短时间内勇气和胆量可能比内在意义更有效力，大无畏的公民勇气能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意义。当时代潮流奔涌而来时，总是那些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投入激流当中的人能先行一步。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能观察那些典型的职业革命者：只是作为反对者，他才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死守教条，因为他们自身没有可以停靠的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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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当时全世界都和我们一起相信——这场战争是一切时代的最后一场战争，那个蹂躏世界的野兽被驯服了或者已经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那了不起的纲领，那也正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东方也看到一束差不多的光芒，因为俄国革命还带着人道的理想主义理念在欢庆它的蜜月期我们是太傻了，我知道。但是，这么傻的不光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回忆起来，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满是欢呼声，以此来迎接地球的拯救者美国总统威尔逊，甚至敌对双方的士兵都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人们从来没有像在和平的最初几天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有那么大的信任。现在，在地球上终于有余地去建立那早就被承诺的公平与博爱的王国了，去建立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个共同的欧洲：要么是现在，要么便永无可能。我们已经走过地狱，地狱之后还有什么能吓住我们？一个新世界正整装待发。我们还都年轻，所以我们对自己说：那将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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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逻辑的角度看，在德国和奥地利缴械以后，我能做的最愚不可及的事情便是回到奥地利，回到那个从前的皇权帝国，现在只是欧洲地图上一块尚未确定的、毫无生气的灰影子。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让他们自己的地盘分出去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是一个残躯，所有的动脉都在流淌着鲜血。那些迫不得已自称为“德意志一奥地利人”的六七百万人口中的两百万人饥寒交迫地拥挤在首都维也纳。那些曾经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的工厂，现在都在外国；铁路线现在也变成了可怜的短短的路基；国家银行里的黄金被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巨额战争贷款。边境线还没有划定，因为和平会议几乎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召开，谁承担哪些责任还没有确定下来。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没有煤油。一场革命看来将会不可避免，不然的话，就得有个化解灾难的办法。从各种现实的角度看，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是无法独自生存下去的，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有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都根本不想独立。据我所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的咄咄怪事：一个国家被强迫独立，而这个国家自身却拒绝这种独立。奥地利希望要么跟过去的邻国再度统一起来，要么与同宗的德国统一，无论如何不要以这种残缺的方式过最屈辱的乞丐式生活。那些邻国却不愿意继续与奥地利保持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奥地利太穷了，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卷土重来。另外一方面，归并到德国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为的是不要增强战败国德国的力量。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明确条文：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不想存在的国家被命令道：“你必须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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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些年里我们是怎样来应付家庭开销的。当时在奥地利，单单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都需要几千或者上万克朗，后来在德国需要上百万马克。然而，最神秘的是：人们能得到这么多钱。人们变得对此习惯，适应了那种混乱。一个鸡蛋所需要的钱数，和从前的一辆豪华汽车一样多；后来在德国，一个鸡蛋需要四十亿马克，在通胀以前这个数额可以买下整个大柏林区的全部房产，从逻辑上，一位没有身临其境的外国人肯定会这么以为：在那时的奥地利妇女们肯定是蓬头垢面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商店里肯定一片荒凉，因为没有什么人还买得起什么，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肯定都是空荡荡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对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要大于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在个人层面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买的国债贬值了；投机家们变富了。但是，生活的车轮在继续转下去，毫不在意单个人的命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顾自地行进着。面包师在烤他们的面包，鞋匠在缝制他们的靴子，作家在写他们的书，农民在耕种他们的士地，火车正常运行，每天早晨报纸都会像往常一样放在门口。恰好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吧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正是因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即从前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却在每一天都失去其价值，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整个民族在灾难当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到家时晒得皮肤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响彻到深夜；到处都有新工厂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更重要了。在奥地利，我们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混乱之年里如此热爱艺术，因为我们在金钱的背叛中感觉到，只有我们身上那些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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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年轻—代不再相信父母、政客和老师：国家的任何规定、任何法令他们都会带着怀属的目光来阅读。战后的一代一下子就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有效条规，背离了传统，他们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摆脱过去，跃入未来。生活领域中一个完整的新世界，一种完全不用的秩序应该从他们这里开始，当然一切都带着某些狂野的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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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我所见到的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那么伟大和那么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坐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向那个小山丘，这山丘不过是用土堆成的矩形土山。无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为它遭明。在墓前、他的孙女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同他的那哥尼古拉童年时管以一个村好那里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言祥之地。因此，他半开玩笑地种下了一些树苗。到了晚年，老人突然想起那个迷人的預育，于是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死后葬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的后事是完全遵照他的意愿办的，他的坟革简朴得令心酸，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山丘，上面有参天大树笼罩着——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更没有铭文！这位伟大的人物入葬时不留姓名，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自己的姓名和荣誉感到痛苦；他默默地被埋葬在这里，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流浪汉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墓。谁都可以踏进他这块永久之地，虽然周围有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的敬意护卫着这位永远不休息的老人最后的安息地。通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宏伟壮观深表惊奇，而这里的坟茔却以出奇的简朴更引起人们的深思。微风像上帝的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坟墓上沙沙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可以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着一个俄国人，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无论是巴黎菜军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之下拿破仑的墓室，君王陵寝里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基碑，它们的景象都不及这座在树林中的、非常安谧的无名坟这样感人至深，因为在它上面风儿微微低语，而坟墓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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