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删节》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7页__句子抄

共收录112个《未经删节》的句子：（第7页）本页收录的《未经删节》名言名句/《未经删节》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未经删节》语录可以了解《未经删节》的特色。

我想安德烈只是认为一个像样的出版商应该有诗歌产品线，就像过去，英国的乡村绅士即便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打鸟或骑马上，也坚持像样的房子里必须有藏书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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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的态度各不相同。我认识的相当一部分作者，在薄薄的礼貌外壳下，是以男人看待裁缝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出版商的：就是个工作干得还不错的令人愉快的人，允许一定程度的亲密感，因为裁缝必须了解某些事，比如大腿内侧的尺寸，以及是“放左边还是右边”，等等，但他们绝不会请自己的裁缝吃饭（这类作家很容易合作，但你不会喜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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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帕特被允许慢慢从阴影中现身，但也只有一点点。有一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我确信我一字不差地记住了。当时我一定是对她说，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于是她回答：“维迪亚不喜欢我参加派对，因为我令人讨厌。”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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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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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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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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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住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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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开始经营以来，书籍的发行成本一直在持续上升：最早是8先令6便士一本小说，后来变成了10先令6便士，然后是12先令6便士，接着是15先令（这似乎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跳跃），之后便快速突破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1英镑屏障。（如果此时某个巫婆告诉我们很快会涨到8英镑、10英傍、12英镑、15英镑、20英镑，而不是以先令计价，我们会怎么想？）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布克奖就是考虑到第二类人的需求于1969年发起的。它通过给一本书颁发令人印象深刻的奖金来提高图书类新闻的质量，普通读者们则张耳细听。它对提名的书籍销量有一定作用，但一直以来的期望其实是，人们在购买了头几名获奖书籍之后，会“转而” 购买其他普通书籍，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期望得以达成。还有一种试图激发更广泛公众意识的努力，如推出“读书最棒”这类口号，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书商赠送的手提袋上印着此类信息，但这种广告，不感兴趣的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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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作为白人观众的一员，我都能留意到他偶尔出现的自负（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加），我怀疑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特立尼达印度人对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所表现出的紧张和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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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2）……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P324）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一直记着这个对我们所处困境的粗略评估，而且深深认同。当然，前提是所谓的"智慧"不仅仅意味着智力敏捷，还意味着人类这种存在随时准备好去理解和寻求其他存、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去尊重那个本质，去合作，去发现，去在需要忍耐的时候忍耐，去享受，并且短暂地去共存。哎，看起来很可能迟早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愚蠢，或与某个游荡的天体发生碰撞而追随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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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稿子即便不能说每一句，至少也是每一段我都修改过，还经常不得不重新打字，再逐章发给作者，请他同意——尽管他是个天生爱发牢骚的人，通常倒也会同意。我其实很享受这份工作，这就像从一个形状笨拙的包裹中取出一层层皱巴巴的棕色包装纸，然后慢慢将里面的漂亮礼物展示出来，这一过程远比编辑有能力的作家作品时所做的小修小补更令人有成就感。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就对其进行了评论，说这是一本出色的书籍，学术性强、充满了迷人的细节，文字也非常漂亮。作者立即将这篇评论的剪报订在一张笺上给我寄了过来。“这人还真不错，”我心想，“他一定想对我说谢谢！”但他实际上写的是：“请看看关于文字的评论，这证明了我一直以来持有的想法，之前那些大惊小怪都毫无必要。”我笑够了以后，就接受了这个信息：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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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经删节》里她写道，“出版业都由许多收人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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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要“删，删，删”，阿西尔对此非常认同，“精确的写作意味着精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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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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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1:关于出版界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你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确实如此。但我倒觉得作为一份工作，出版业能给予从业者的最大优势是多样性。是的，我确实觉得编辑烹饪书很无聊，但这也确实与编辑小说或诗集截然不同。因此，干这份工作，我总能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这是我喜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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