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何书写历史》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9页__句子抄

共收录149个《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的句子：（第9页）本页收录的《女性如何书写历史》名言名句/《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女性如何书写历史》语录可以了解《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的特色。

鲍尔向公众展示的自我永远是精心构建的：一位女性，也是一位严肃学者。她希望借此打破一种困境，即，对于像她这样在专业领域走在前列的女性学者，公众因其“女性特质明显”的装扮和她们为外在美花费心思而没有对她们付与应有的尊敬。在破除这类偏见的道路上，鲍尔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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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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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名学生回忆，塞耶斯“脸色老自。黄纹似卷角的头发在脑后梳皮圆发髻，夹鼻眼镜的性条总在酵间晃荡，时常穿看一条没有型的黑裙，让人疑心她是不是扔了一半的早餐，总之看上去颇为粗陋笨拙”。塞耶斯浑身散发着古怪的气息，显露了她根本不想在这里的心思。她有时会瘫在长凳上教课，有一次甚至用一把剑在黑板上做指示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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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多萝西·L塞耶斯加人新闻部下设的作家规划委质会，就作家如何更好地为战争做出贡献提供相关建议。内部记录显示她“非常健谈、非常难应对”，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太久。和当时很多作家一样，塞耶斯转而去做一些更有现实意义的战时工作，她志愿担任空袭管理员，为船员织袜子，还在伦敦动物园募集资金的时候认领了两头豪猪。这时距离上一本关于彼得·温西爵爷的书出版已经过去了两年，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一总认为世间所有间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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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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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需要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来安放，那么维持这间房间则需要金钱和一整个支持体系，让人有足够自信去抵御外界的质疑：在布卢姆斯伯里，安全感和成功，每一样都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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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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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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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采访者问道，是否愿意重回二十一岁。“不愿意。”当时四十三岁的塞耶斯斩钉截铁地回答：“千金再难得，我们也不愿重历年少时的那些笨拙摸索的经历，那些千回百转的情事，那些只有自已才懂的稚拙的屈辱。”她还指出，那些教导人永葆青春的言论听上去多少像是让人回到了“女性只需感受，无需思考的历史社会时期”；与其如此，“更合理的是，告诉她们如何长大”。对于塞耶斯而言，正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段时期教会她长大，让她下定决心过一种拼尽全力、与众不同的人生。“我想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件事，”塞耶斯在1944年对一位记者写道：“人在青年时期总是充满了愤懑和忧虑，会犯各种错误，对未来一片迷茫。随着年岁渐长，这段时期终究会过去。而且，你一定会跨越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成熟、得体的人。别盲目相信中年人的那套说辞，什么青年是人一生最好的时期，之后生命再没什么值得期盼的…坚持做好你相信应该做或是真正想做的事，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完成了这件事，并且开始真正地享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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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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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用一个具体事件来呈现茱莉亚的恐惧。在书中一处关键情节，茱莉亚将自己写的诗寄给里卡，诗的内容是关于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之间受到诅咒的爱恋，里卡对这首诗反应非常激烈。里卡勃然大怒：“俄耳甫斯系列，前后两部分我都不喜欢。你只需要写女人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俄耳甫斯的感受？你应当集中精力来描述女性、女性的感受，只要写欧律狄刻部分就够了。你不能同时负责两部分。”里卡的批评让茱莉亚感到困惑，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让她抑制野心，只从个人经验出发去写作，而不要试图表达一些普世的观念。H.D.借茱莉亚之口表达了对这种双重标准（尤为令人愤慨的是，劳伦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时期正在给《恋爱中的女人》一书校稿，这本书深人挖掘布兰文姐妹的内心世界）的困惑：“里卡这种男女分裂的观点并不正确，根本站不住脚…假如他能如此邪恶地洞悉女性的感受，为什么她却不能洞悉男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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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纽纳姆学院的学生回忆，简·哈里森曾在某次晚宴上提出，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一个自我最为完整的阶段：有些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攀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峰，此后再没能超越；有些人会沉淀、酝酿，然后在中年之际臻于芳醇；还有些人或许一生都在经历种种失意，直到晚年之际才等到幸福的降临，成为一位“快乐的老太太”。住在梅克伦堡街的简·哈里森在回望漫长一生之时，或许会认为她的那个阶段正是七十多岁时。曾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回到年轻的时候，哈里森则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无法回到年轻的时候，人只经历一次年轻的阶段。你不能把形成今日之你的那个雪球再滚回去：存在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生活。”这一观点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年轻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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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由于简与一位助理牧师之间发展出暧昧关系（有一次，简在路上将他拦下，向他请教关于希腊语版圣经上的一处误译，两人因此结识），家人认为这段关系“非常不光彩”，就将她送到切尔滕纳姆寄宿中学。这所学校旨在让中产阶级的女孩接受与她们兄弟同等水平的教育。简的父亲和继母虽然不看好，但认为简接受教育后，结婚前就可以待在家里教妹妹们念书，称得上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按照父亲和继母的计划，简只能度过狭隘的一生。简之所以得以逃离，独立追寻人生，全得益于一场考虑周全的预先谋划。1871年开始，也就是简年满二十一岁后，根据母亲的遗嘱，简每年能收到三百英镑年金（相当大的一笔数目）。简的父亲并不乐于见到女子赚钱，而且早就对岳父的安排颇有怨言：根据简的外公安排，简的母亲、几位姨母都能独立继承财产，不受丈夫约束。即便不满，简的父亲也无权阻止女儿在财务方面享有自由。1874年，哈里森以最佳成绩通过剑桥大学女子会考，被授予奖学金，进入纽纳姆学院学习古典学。学院最早的这批寄宿生共有二十人，她们被誉为“英国最智慧的女性”。纽纳姆学院设立于1871年，为渴望参加剑桥大学一系列“女子课程”的女性提供住宿。首任院长安妮·杰迈玛·克拉夫(Anne Jemima Clough)希望吸引社会捐赠以建设有利于学习的良好环境，提出这样的观点（伍尔夫后来也提出近似的观点）：“如果能为方便她的学习来布置住所，在这个住所里，她能专门拥有一间房间，不受人打扰，有途径获取任何一本需要的书籍”，女性一定可以更加高效地取得成果。这一观念在当时不可谓不激进，克拉夫坚持她的学生每人都应拥有一间单独、私人的房间—女子当时还无法进入大学图书馆，一间单独的房间因此愈发具有重要性。哈里森将起居室用“莫里斯设计的最新款壁纸进行装饰，房间整体呈现静谧的风格”（乔治·艾略特前来拜访的时候，对此赞不绝口）。学院生活令哈里森初尝陌生的自由滋味。处在这个有利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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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曾在牛津高中和诺丁山高中给女学生上过一段时间课，不久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查尔斯·牛顿爵士。牛顿爵士当时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对性格开朗的哈里森印象深刻，就邀请她来文物室为前来参观的年长的女士们做讲解员。哈里森很快开始通过“巡回讲演”谋生：接下来十年间，哈里森为了向公众重现古时的节日、舞蹈和祭祀，设计了近似戏剧的表演剧，在全国巡回展演。表演时，哈里森会穿上缀满亮片的缎袍，戴上埃及珠串，披上光耀夺目的披巾，演到情节紧张时，她会将披巾从肩上抖落下来；她会特意将灯光调暗以模拟夜间神秘的崇拜仪式，她会说珠玉般流畅、清脆、响亮的希腊语。有一次，为了展现俄耳甫斯教入教祭祀仪式，她还安排了两位合作演员躲在观众席后方击奏“吼板”，这样观众就会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却看不见声音从哪儿传出来。1891年，《帕尔摩报》描述道“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亲自设计的巡演，这位女士以一己之力恢复了大众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虽然收获了如潮的大众赞誉，哈里森依旧没能获得机构认可。1889年，《妇女便士报》采访哈里森，问及女性身份是否对其职业发展造成阻碍。从不希望被人同情的哈里森否认了这一点：“在这一领域，女性的身影目前尚不多见。我侥幸位列其中，也仅仅是在职业声望上有一些知名度。”就在采访前一年，哈里森曾申请接替查尔斯·牛顿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古典考古学的耶茨教授职位，但在最后阶段被学院拒绝了。尽管推荐名单上赫然列着整整一长列国际考古学家、学者和博物馆负责人的名字，学院委员会中有两位成员最后还是在文件上表明“伦敦大学学院内由女性来担任教职并非为人所乐见”。1896年，她再次申请该教职，依旧遭到拒绝。这一回，委员会毫无讽刺之意地表示，除了在纽纳姆学院的教育经历，申请人“未曾有同等机会扎根于各个学术分支机构深入耕耘”。委员会的某位成员更属意他之前的学生欧内斯特·加德纳，私下透露哈里森已经出局。伍尔夫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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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父亲反对哈里森上大学，是母亲留下的遗产让她如愿接受大学教育。时隔多年，哈里森同样也是在女性的帮助下，得到女性机构的支持，才得以脱离既定的命运。1898年，哈里森受邀回到纽纳姆学院。原来，学院为毕业生专门设立了三年研究员资格的制度。哈里森满怀喜悦地接受学院邀请，成为第一个受惠的毕业生。现在她终于有了机会，她决心营造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的环境。哈里森在伦敦时通过兼职赚取的收入并不稳定，常因需要前往各地巡回演出而分心，室友难相处，合租房内也总是堆满了物品。现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份按时发放的薪水，再一次拥有了一间专属书房；学院花园宽阔而宁静，她可以在这里驰骋神思，周围都是富有活力的女性学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如珀内尔·斯特雷奇、玛丽·佩利·马歇尔和埃莉诺·西奇威克，都成了哈里森的终生至交。渴望弥补逝去时间的哈里森一开始就与学院约定，她在岗位上只需要做研究，免除像上课任务、行政事务、教牧职责这些本属于职责范围的相关事务。经过商议，哈里森每周只需教一门课程，以此换取旅行、阅读、写作的自由。哈里森对学术工作纯粹的投入赢得了学院内众人的敬仰：她受同事尊重（尽管有几位不得不代其承担琐碎而乏味的事务），深受学生爱戴。晚饭后，学生们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她的房间，一起窝在沙发上吸香烟、喝威士忌，浏览散落在地上的希腊花瓶照片。女性主义周刊《时与潮》描绘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哈里森：“任何对大学女教师的预期想象都不曾束缚她：她不受教师身份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打扮、教学、创立理论。”早年初到纽纳姆学院之时，作为学生的哈里森的希腊语水平远远落后于幼年就开始学习相关科目的男同学，对文献学的掌握也远达不到自信的程度。但在作为研究员回到纽纳姆学院后，她从旁观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拓宽了学科原有的界限。不到五年，哈里森就出版了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书中对希腊宗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娓娓道来，被作者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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