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是靠不住的》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6页__句子抄

共收录329个《总统是靠不住的》的句子：（第6页）本页收录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名言名句/《总统是靠不住的》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总统是靠不住的》语录可以了解《总统是靠不住的》的特色。

我发现我的许多自由派的美国朋友，也赞同保守派的许多具体观点。例如一些和过去的平静岁月紧紧相连的道德观念。例如，要维护家庭，反对吸毒，要增强责任感，等等。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确认只有一种价值观。在他们的价值观内，就宣称“对就是对的”，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就判定“错的就是错的”。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幺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对于价值观的唯一认定，一走极端就是排斥异端甚至迫害异端。这在过去和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都屡见不鲜。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一旦走向净化，就可能发生迫害异教。北美洲从一开始移民，就有过清教徒对于教友派的迫害。民族自豪感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走向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奴役。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对印地安人不公平和对黑人的奴役。政治理想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政治迫害，比如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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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官方外交，总是有大量出于利益的理性思考。所以，僵局说形成就形成，说打破也就打破了。世界上所有的政府之间，好像一直在进行这类游戏，乐此不疲。但是，对于两个本来就彼此陌生的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之间感情隔阂和文化隔阂的加深，就绝不是政治家们能够轻易挥之而去的了。所以，当政治家们重新握手言欢的时候，老百姓却还正冷着一张脸斜视他门呢。这种阴影笼罩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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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让一个凡人连续多年处于这样的权力中心，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即使这位总统看上去干得很出色，也得请他下来。即使换上去的新总统相对更没有经验，能力也不如前任，那也要换上去。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安全第一。只要能够让防止出现专制和暴君的整个“收银机”机制能够正常运作，其他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当多数民众连续选一个人，并使他当了八年总统之后，他们对一个固定对象的续选权就被中止了。他们被迫中止一股持续的热情，被迫冷静一下，再重做选择，以防止被哪个高明的政客给灌了迷魂汤。而这种灌迷魂汤的现象在各国历史上都是并不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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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两家人家，他们插的牌子完全可能是不同的，这表明了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是不同的，也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是好朋友。他们谁也不会在意。我的好朋友杰米和达尼拉，他们夫妇二人从来就是一个选民主党一个选共和党的。两百来年，美国人早就习惯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政治表达方式了。同时，他们也早已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和平相处，也必须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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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现在赞誉罗斯福总统的目光犀利，在历史重要关头能抓住要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被人们指责为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他们看上去跟不上时代的“拖后腿”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飞速变化和产生重大改变的时刻，是必须有人在那里“拖一把”的，必须有那幺一个减速器的。这个减速器就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必须有人再三推敲，新的改变和最基本的原则之间是否契合以及怎样契合。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制的适度扩大，是造福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是会吞噬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三个分支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反应的不同也应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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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百分之四十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地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正是这些信仰的问题决定了他们选，总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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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保守派认为，胎儿本身已经是一个生命，堕胎就不仅是一个特别的“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谋杀”这样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我跑到这里，第一次听到人们居然把“堕胎”与“谋杀”等而论之，着实怀疑他们思路是不是出了什幺毛病。但是，很快我就开始理解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肃性。如果你质疑胎儿是不是一个与婴儿同等的生命，那幺，他们确实有严格的科学证据。如果你说界限是在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那幺，正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极端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指责说，这等于是说，谋杀的合法性只有两英寸距离的区别。他会问你，如果出生之后的婴儿是不可谋杀的，那幺，凭什幺说，一个即将临产的婴儿就是可谋杀的呢？你确实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临产前的婴儿已经完全成熟，基本上和刚出生的没有什幺大的区别。如果你再把界限往前划，划在早期怀孕和晚期怀孕的区别。那幺，现代科学确实也已经可以把一个非常早期的胎儿在体外成功存活了。终有一天，科学可以使一个受精卵完全在体外培育成婴儿，这时，监儿和婴儿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了。面对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你基至再也找不出体内体外这样两英寸距离的借口。他们的推论使你无香堕胎等同于扼杀一个生命，等同于谋杀婴儿。于是，间题是，到底是谁有权去扼杀个像胎儿这样的生命，无杀一个比儿童，比出生后的婴儿更为柔弱无助的生命呢？是这个生命的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吗？为什幺社会不允许谋杀出生后的婴儿，却能够允许这样的一种谋杀呢？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幺，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幺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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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承认多元文化还不仅仅是对一些“新奇玩意儿”的好奇心，它包含了相当彻底的平等思想。尤其是对于种族问题，美国的自由派更多地表现了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更为优越的，只是价值体系的不同。就是说，在白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也许认为黑人文化的一些东西在价值上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是同样，相对来说，在黑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白人文化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低能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可比的。它们各自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什幺高低上下之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种族歧视的基础。尽管种族问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如此众多的种族在一起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各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每一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实际上都有入乡随俗和尊重他人，遵守一个多民族社会的公德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来到“中国城”，总是发现非常脏乱和不讲礼貌的情况，基于个人经验，也就会产生对这个民族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责任只是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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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自由派思想在美国逐步盛行，人们也常常陷入困惑。由于对于多元文化的极度信奉，对于任何一种非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由派都基本上持“理解万岁”的宽容态度。这也使得原本除了法律之外，还依靠一定的伦理道德所维持的社会宁静被严重打破了。甚至自由派中一些走火入魔者，把自由派的宽容精神转化为对自己行为的无约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使得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是纽约曼哈顿地区的一名法官。案情是这样的，在警察截获一辆当场查出八十磅毒品的车辆时，五名运毒嫌疑人拒捕试图逃跑，最终被捕，而且供认不讳。他们认罪的录影和缴获的毒品作为证据上了法庭。在法庭上，这名自由派的法官宣称，这个地区的警察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这几名被告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想逃跑是情有可原的，属“正当防卫”，是警察的坏名声把他们给吓坏了。这幺推理下来还是警察不好，是“不正当逮捕”，有证词证据也不行。因此，宣告被告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这条消息一公布，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不满。最后，该名法官向警察道了歉，并且否定了自己的裁决。虽然这是罕见的极端案例，但是，这个例子在竞选时，自始至终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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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中，总是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自由派的一切愤怒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自由派的“谈论节目”几乎没有什幺义正词严的时刻，他们常常只是轻松地对保守派的愤怒开一些玩笑，甚至做一些自嘲。这种区别，保守派一直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派理屈词穷的缘故，“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他们根本就讲不出我们有什幺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就是，在自由派看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们无意去指责别人的选择。所以，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一直在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进行。一方在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你的观点就是错的。而另一方却在说，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也可以相信我的观点，这并没有什幺矛盾。这种出于观念性的不应战，却常常使得对方更为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及对方的怯弱。而从更进一步来说，保守派的这种“坚持真理”的观念特征，有一种我们掌了权，就要带领迷途的羔羊回到正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在自由派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自由派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倾向于由个人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许有某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会通向痛苦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继续走下去，也许他会逐步转变，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走向毁灭，这的确是一种社会代价。但是，如果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号召甚至规定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将是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倒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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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司法制度的设计中，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两种诉讼本来就是两回事，结果也就当然可以不同，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判决推翻另一个判决”的问题。这两个看上去矛盾的判决，完全可以不仅“合法”而且也“合理”地起并存。民事审判的性质与刑事审判完全不同，它的判决结果民事诉讼寻求的是“金钱赔偿”。它寻找的不是“罪犯”，而是金钱赔偿的“责任承担者”。它的诉讼性质是“私人起诉”，判决的结果是“赔不赔钱”和“赔多少钱”。与涉案者的自由生命统统无关，它所寻求的仅仅是经济赔偿，说到底这场诉讼在法理上就是只和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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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的判决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陪审团认定检方没有提供绝对确信无疑的证据，而被告律师则提供了足够的对证据的疑点。因此，他们根据刑事诉讼判定中，对证据必须“超越合理的怀疑”的严格要求，同时，又依据刑事审判的“无罪推定”原则，以全票通过，判定辛普森的谋杀罪“罪名不成立”。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陪审团认定，在对双方的证据进行权衡之后，所有的陪审员都认为，辛普森涉案的可能性，比辛普森无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们根据民事诉讼判定中，对证据“衡量”的要求，虽然不需要全票，但是他们还是以全票通过，判定辛普森对两名被害者的死负有责任。在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结论，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矛盾的。我又想起辛普森刑事判决的那一天。我在屋里听完判决，冲出来告诉我的同伴。一出门先迎面碰上了丹尼斯，他问道，怎幺样？我说，陪审团把他给解脱了。丹尼斯一边往里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只能这样做，他们只能这样做。”丹尼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了刑事案陪审团的处境。就是我去年所提到过的，他们即使个人认为，可能是辛普森杀了人，但是，只要没有面对“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就如丹尼斯所说的，根据刊事案的要求，他们“只能”放人。那幺，既然大家公认，在刑事案中检方是没有能够提供确信无疑的证据，那幺，刑事判决的结果就是必然的、合理的。而在民事案中，陪审团就没有受到刑事案严格规定的约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证之后，自己觉得大概是辛普森杀的人，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向投票。既然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很可能是辛普森杀的人，那幺，民事审判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合理的。于是，这两个貌似截然相反的判决，就合理地联系在一起，合法共存了。它的结论就是，根据对所有证据的衡量，辛普森杀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至今还没有确切无疑的“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百分之一百，肯定就是辛普森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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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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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艾尔斯伯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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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查到。他们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的，查出那些当年历史人物的发言和论断的原件孰是孰非，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当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他们是历史英雄还是客观上的千古罪人，会突然变得一目了然。在南北战争之前三年的1857年，在一个案子里，当时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做出了支持奴隶制的恶名昭著的判决。宣称“黑人不是公民”。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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