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青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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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一阵，郎哥揉一揉脸庞，对天恩道：“其实最想做乜，最唔想做也，都系好撚无谓的问题。我有好多想做的事做唔到，又能怎微唔到就做唔到啰。但系唔想做的事呢，神推鬼拉咐做完又做。做人难啊，哪来咁多机会俾你话要就要，话唔要就要？总之，包开心就做乜事，就系咁啰，尤其我们这类人，一步天王，一步死亡，可能转个身就躺在棺材里，有人帮你收尸已算行运。”
NO.114303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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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而观，此即“两赋”之异察，才情节操，皆超众轶伦，而世俗加之歧视，被以恶名者也。是故雪芹所写之情痴情种、高人逸士、奇优名倡，贫富贵残不同，而本质则一俱为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然而，这类奇才异品，乃是中华文化大背景所产生的精华宝物一一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雪芹著书传人的大旨本意，正在于此。
NO.114249 ——周汝昌《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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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受必然性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自由，因为他的自由总是从他摆脱必然性的从未彻底成功的尝试中赢得的。尽管他对解放的强烈渴望来自他“对（生命）空虚无益的反抗”，但在这个“空虚无益”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时，他追求解放的动力很可能也就减弱了。p87
NO.11405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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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道德不止是风俗习惯的总和，而且是以同意为有效性基础，并通过传统得到强化的行为准则而言(二者都因时而变)，它在政治上至少要像善良意志(good will)一样，随时准备着通过宽恕和被宽恕，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来维护自身，以对抗行动的巨大风险。这些道德法则是仅有的不来自外部，不诉诸某些据说是更高级的能力或超越行动本身范围的经验，却适用于行动的道德法则。它们直接产生于愿意以行动和言说的方式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愿望，这样它们就像嵌入行动和言说能力的控制装置一样，开启了新的、无休止的进程。如果没有言说和行动，没有诞生性的表达，我们就注定要在周而复始的流变循环中永远转动个不停；如果没有取消已做之事和至少部分地控制我们所开启过程的能力，我们就成了自动必然性的牺牲品，这种必然性带有一切不可阻挡的规律的标志，而按照我们时代先前的自然科学的观点，不可阻挡规律构成了自然过程的显著特征。我们早已知道，对于有死的存在者而言，死亡的自然厄运终会降临，只有死亡本身才是永恒的回归自身。如果死亡真的是历史过程不可取消的标志，那么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注定要灭亡，也就是同样真实的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能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而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循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离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
NO.11395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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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受到必然性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自由，因为自由总是从他摆脱必然性的从未彻底成功的尝试中赢得的。
NO.11378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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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里充斥着“幸存者”，都是来自欧洲的中老年移民，像我自己一样，对于应该知道的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根本没心情来听取什么教训，当然也无须让这场审判帮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证人一轮轮更替，恐惧一层层攀升，他们坐在那里，不得不面对讲故事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倾听那些他们无法独自承受的故事。
NO.113559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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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NO.113491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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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NO.113446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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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对于被指控的罪行，艾希曼一直坚称他只“协助并教唆”犯罪，并未亲手杀过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判决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控方没能成功证明被告的这个说法有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触及罪行的本原（这不是普通的犯罪）和犯人的本性（他也不是普通罪犯）。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剑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NO.11334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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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113］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116］
NO.113230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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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还有多少其他书籍，广告空间有多大，在报纸的哪个位置？”一般的作者们往往对这个印象就感到满足了。但布莱恩很快就开始觉得不够好。到了他的第三本小说时，他开始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与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同样的待遇。
NO.113020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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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
NO.113011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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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么多年，我的角色几乎已经变成了妻子，我想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快乐豁免，终于轮到我尝尝布丁的味道，这也算公平吧，我不再芥蒂“我的方式”失去了多少。但我还是觉得，若能够逃脱这种责任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NO.112789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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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可以设计得让你笑，让你哭，让你开心得气喘吁吁，或者最好的情况是，它把你带人一个完全逼真的世界，让你体验所有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第一次读《米德尔马契》读到结尾的感觉：“哦不，我将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不愿意！”……青少年时期我曾有一段时间如饥似渴地沉浸在白日梦中，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后来才转移到“完整的世界”中。20世纪50到60年代间，我转向了或多或少能反映我自己生活的小说，如果小说的核心人物和我不是一类人，我就不会读…
NO.112787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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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年轻人判断一件作品，如果连基本的技能都没有掌握，也是不会将它视为艺术的。油画能以多种方式让人激动；而素描总能抓住生活的一个瞬间，令我觉得战栗。素描是艺术家们（不管是大艺术家还是小艺术家）理解事物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或借此抓住某些他们想保存的东西；他们以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交流，几乎无视或消除了时间的存在。你正在观察的，就是“生命”本身，是每一个存在的起因，这个起因既无法言说又令人惊骇，基于生命的存在，我们遭遇的一切事物均值得关注和尊重。从第一次画裸体，我就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一幅素描的好坏取决于画家的专注和尊重，而非精巧，也就是说，艺术家必须沉浸于他所观察的事物之中，用尽最大能力探寻研究对象的真实本性。不管我微薄的努力距离一个艺术家有多远，我都对那些课程充满感激，因为它给了我一个毋庸置疑的收获——我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比画画之前好得多。这也是曾画过画的人常说起的感触，就算老了，就这一点，也能成为努力学习绘画的很好理由，因为它给我们的时日增加了如此慷慨的一抹欢愉。
NO.112703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