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简介
许地山出生于爱国志士家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全家迁回福建龙溪。幼年随父在广东读书,中学毕业因家境衰落,到漳州第二师范教书,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916年回国。次年入燕京大学。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瞿秋白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 1920年,留校任教。 1921年,他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在北平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后再入宗教学院,得神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次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习。 主要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归国途中在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及《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1935年任中国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发表文章、演讲,宣传抗日,反对投降。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1年8月4日,因劳累过度而病逝。
许地山既是课堂上的学者,也是秘密抗日活动的组织者;既是抗战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塑者。 其以“落华生”为笔名创作了大量抗日文学作品,其作品《落花生》从民国起就持续入选海峡两岸中小学的教材。 其翻译的《孟加拉民间故事集》被评价为“对印度文学传入中国有开创之功”。
1.所谓生活的象征,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上有种种方面,如果要在很短的时间把它们都表现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就得用身体的动作表示出来。如此,有人说,中国人的“作揖”,是种地时候,拿锄头刨土的象征行为。古时两个人相见,彼此的语言不一定相通,但要表示友谊时,便做彼此生活上共同的行为,意思是说,你要我帮忙种地,我很喜欢效劳。朋友本有互助的情分,所以这刨土的姿势,便成表现友谊的“作揖”了。又如欧洲人“拉手或顿手”,与中国的“把臂”有点相同,不过欧洲的文化是从游牧民族生活发展的,不像中国作揖是从农业文化发展的,拉手是象征赶羊入圈的互助行为。又如,中国的叩头礼,原是表示奴隶对于主人的服从;欧洲的脱帽礼原是武士入到人家,把头盔脱下,表示解除武装,不伤害人的意思。这些都是生活的象征。 礼俗与民生的关系从上说三点的演进可以知道。生活上最大的四个阶段是生、冠、婚、丧。生产的礼俗现在已渐次消灭了。女人坐月、三朝洗儿、周岁等,因生活形式改变,社会组织变更,知识生活提高,人也不再找这些麻烦了。做生日并不是古礼,是近几年官僚富家借此夸耀及收受礼物的勾当,我想这是应当禁止的。冠礼也早就不行了。在礼仪上,与民生最有关系的是婚礼与丧礼。这两
2.台湾的割让,迫着我全家在185年离开乡里。妪在我幼年时常对我说当时出走的情形,我现在只记得几件有点意思的。一件是她要在安平上船以前,到关帝庙去求签,间问台湾要到几时才归中国。签诗大意回答她说,中国是像一株枯杨,要等到它的根上再发新芽的时候才有希望。深信着台湾若不归还中国,她定是不能再见到家门的。但她永远不了解枯树上发新枝是指什么,这谜到她去世时还在猜着。她自逃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第二件可纪念的事,是她在猪圈里养了一只“天公猪”,临出门的时候,她到栏外去看它,流着泪对它说:“公猪,你没有福分上天公坛了,再见吧。”那猪也像流着泪,用那断藕般的鼻子嗅着她的手,低声鸣鸣地叫着。台湾的风俗男子生到十三四岁的年纪,家人必得为他抱一只小公猪来养着,等到十六岁上元日,把它宰来祭上帝,所以管它叫“天公猪”。公猪由主妇亲自豢养的,三四年之中,不能叫它生气、吃惊、害病等。食料得用好的,绝不能把污秽的东西给它吃,也不能放它出去游荡像平常的猪一般,更不能容它与母猪在一起。换句话,它是一只预备做牺牲的圣畜。我们家那只公猪是为大哥养的。他那年已过了十三岁。她每天亲自养它,已经快到一年了,公猪看见她到栏外格外显出亲切的情谊。她说的话,也许
3.蝉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的露根摔到地上了。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磴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让我看见他,我就害怕得很,飞也似的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生我的生活好像我手里这管笛子。他在竹林里长着的时候,许多好鸟歌唱给他听;许多猛兽长啸给他听;甚至天中的风雨雷电都不时教给他发音的方法。他长大了,一切教师所教的都纳入他的记忆里。然而他身中仍是空空洞洞,没有什么。做乐器者把他截下来,开几个气孔,搁在唇边一吹,他从前学的都吐露出来了。
4.序《野鸽的话》我不信凡最后的胜利都值得羡慕;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争斗或反抗来解決;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随着太空里某个中心吸力无意识地绕转。所以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作者的功能,我想,便是启发读者这种悲感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如果所最后胜利是避不是克,是顺不是服,那么我也可以承认有这回事。所谓避与顺并不是消极的服从与躲避,乃是在不可抵的命运中求适应,像不能飞的蜘蛛为创造自己的生活,只能打打网一样。天赋的能力是这么有限,人,能做什么?打开裤裆捉捉虱子,个个都能办到;像阿特拉斯要扛着大地满处跑的事只能在虚空中出现。无论如何、愚公可以移山夸不能追日,聪明人能做得到的 ,愚拙人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我只希望不要循环地做,要向上地做。我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我只希望造成一个无压迫的环境,一切都均等地生活着。如果用这个来做文心,我便以为才是含有真正的积极性。 又,像我世代住在城市,耳目所染,都是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痛苦。我对于村庄生活和农民不能描写得
5.《解放者》弁言 我不信文章有绝对的好坏。好坏只系在作者的暗示与读者的反应当中。对于一篇作品,除非每个读者的了解相等和思想相近、定不能有相同的评价。所以作者在下笔时当然要立定文心、就是自己思维:“我写这篇文字要给谁看”和“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这两个问题。他不要写给文盲者看是一定的,因为不认得字也就毋须读了。他的意想的读者是思想暗、感情暗、意志暗、道德暗的人们;是思想盲、感情盲、意志盲、道徳盲的人们;是思想闷、感情闷、意志闷、道德闷的人们。但他不是写自然科学,不是写犯罪学,不是写心理学,不是写恋爱学,不是写社会学,不是写道德学,不是写哲学,乃至不是写任何学术。他只用生活经验来做材料,组织成为一篇文字,试要在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中找寻他的知音者。他不计较所做的成功或失败。他直如秋夏间的鸣虫,生活的期间很短,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当时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他没有派别,只希望能为那环境暗者做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作者能做到这地步,目的便达到了。年来写得不名市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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