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简介
进入社会工作至今的二十年间,胡安焉走南闯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导购、加油站加油工……他将日常的点滴和工作的甘苦化作真诚的自述,记录了一个平凡人在生活中的辛劳、私心、温情、正气。
在物流公司夜间拣货的一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生理印记:“这份工作还会令人脾气变坏,因为长期熬夜以及过度劳累,人的情绪控制力会明显下降……我已经感到脑子不好使了,主要是反应变得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在北京送快递的两年,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但他最终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些在事后追忆中写成的工作经历,渗透着他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态度与反思,旨在表达个人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对生活意义的直面和肯定: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有决定意义。
1.就如毛姆所说,并不是每个人在不用为温饱奔忙后,依然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是曾经艰难甚至残酷的年代迫使我们变得可悲地单调和狭隘,但如今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消费主义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囚禁却始终存在,我们只是看似更自由了而已。而且,相比于限制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向你灌输你需要些什么并给你途径去实现,无疑是更牢固和持久的促成社会稳定的手段。但这其实仍然是奴役人的方式。而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个人自我实现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工作。
2.我发现当一个人表现得无私时,别人回报他的往往不是友善,而是加倍的贪婪。
3.我想我可以被解雇,但不能被羞辱。
4.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他们在家里谈到单位的某某在炒股,语气听着却像是叹息,仿佛那个某某堕落了,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违法道路。另一方面,个人的认知水平也和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挂钩。假如社会上普遍地关心和讨论某些问题,那么个人就会从中得到启发,促进思考,然后增加认识。而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对于很多切身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对象仅限于身边的熟人。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我们在当地没有亲戚。我父母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尤其是我父亲,他是农民出身,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在单位里连一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串门的对象。往往直到快元宵节了,才匆匆去拜访一两家我妈的同事,这时他们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经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所以当我踏入社会后,我表现得比身边的同学更单纯、幼稚和迟钝;其实之前在学校里,我和他们并没什么区别。学生时期的我也和后来的我完全不一样。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
5.日子开始过得轻松和惬意后,我试着和客户们相处得更好——尽管开始得有点儿晚,因为我即将要和他们告别了。对一些客户我是怀有感情的,虽然还算不上是朋友,因为我们对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仅仅是业务关系,我觉得我参与和见证了他们的部分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宠物、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会上的消费内容,等等。我尝试带着玩耍的心情,当然是善意地,用谦卑得过分的口吻和他们说话。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问他们几点回来,假如我等不了,我就说:“没有关系,我下班后给您顺路带过来吧。”实际上我并不顺路,我下班回家不经过所有我工作的小区。我专程多跑一趟,仅仅因为我心情好、时间充裕,还有些好奇:假如我不计成本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受宠若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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