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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3967条关于"茨威格"的句子：本页收录的茨威格经典语录名句/茨威格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茨威格经典语录名句可以了解茨威格的文字风格。
    我们不必像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就达到完美，我们也可以像里尔克这样摸索前进，逐步成熟和进步。我们不必因为目前写出的东西不像样、不成熟、不具备责任感就马上放弃希望，也许，我们是不会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了，但是，我们还能像里尔克那样安静而平凡地获得成功。
    《昨日的世界》
    自从我们青春觉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直觉地感受到，这种虚假的道德想通过沉默和欺瞒从我们身上夺走真正属于我们青春年华的东西，为了祭祀一种早已不再真实的习俗，它要牺牲我们诚实的态度。这种“社会道德”，一方面在私下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泄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绝对拒绝对于性加以公开的承认，这简直就是双重的欺骗。
    《昨日的世界》
    而我们当时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投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上的爱好之中，使得个人的存在更具个性和特色。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性的眼光，整个世界对我们都加以开放。我们无需护照和通行证就能随意地四处旅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
    《昨日的世界》
    甚至，我对于任何的学院，心底都暗藏着一种不信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对我来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公理：好的书籍胜过好大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昨日的世界》
    在巴黎，有谁关心民族、阶级和出身呢？只是到后来这些才被吹嘘成吓人的东西。当时，谁都可以同自己喜欢的男人或女人在起散步、聊天或同居。别人的事与我有何相干。可是，谁要真正爱上巴黎，他首先要好好认识一下柏林，他必须用僵化的和经过痛苦的严格磨炼制定的旧等级观念来体验一下德国人甘心情愿的奴性：在德国，一个军官的妻子不愿同一个教师的妻子来往；教师的妻子也不会和商人的妻子来往；商人的妻子不会和工人的妻子来往。可是在巴黎，法国大革命的遗风至今尚存，所以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觉得自己与他的雇主一样，都是自由的、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一个咖啡馆服务员可以同一个穿金丝边军服的将军握手；勤劳的、规矩的、爱清洁的小市民太太们，对住同一个楼道里的妓女不但不会策鼻子，反而同她在楼梯上闲聊，她们的孩子还向她送鲜花呢！
    《昨日的世界》
    P283不过，这种内心的矛盾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要数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却在用德语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心好像被刀剖成了两半。有人把他们拉向右边，又有人把他们拉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他们十分厌恶这种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希望德国和法国成为兄弟，相互理解，而不是敌视，为此，他们忍受了许多痛苦。在他们周围，还有那些与双方阵营有姻亲关系的人，德国军官的英国妻子，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儿子们在敌对双方服役，父母盼望天各一方的来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财产在这里被查收，原来的职务在那里丢失。这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尽其所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免嫌疑，因为他们不论在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故乡都一样受到怀疑。他们为免给自己造成麻烦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像幽灵一样悄悄走路。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打得粉碎。
    《昨日的世界》
    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为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昨日的世界》
    恰恰在家族鼎盛时期，出现了不愿接受父辈的银行、工厂及规模巨大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罗·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沃伯格家族有了艺术史家，卡西尔家族出现了哲学家，赛松家族有了一位诗人，这都不是个别现象。摆脱那种只知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成了他们不外露的共同渴望。通过进入知识界，他们使自己摆脱了纯粹犹太人的狭隘气质，获得普遍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远远高于这个称呼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犹太“名门”世家不仅适应一种文化，而且多半要兼容其他文化，以使自己摆脱或开始摆脱犹太人社区留给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
    《昨日的世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说到底，假正经地不准谈性的启蒙和不许同异性无拘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这一代享有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更好色。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总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社会压力，不过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罢了，并没有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从我们的情欲萌发的第一天起，我们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从我们身上夺走本该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东西；为了保存早已腐朽的习俗，而牺牲我们坦诚的愿望。而那个社会就希望把年轻的姑娘培养成这个样子，既傻又顽固，既有教养又一无所知，既好奇又害羞，既无把握又无实际。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必然使她们在婚后失去自己的意愿，任凭丈夫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最秘密理想的标志，作为品行端庄、纯洁无瑕、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如果一个年轻的姑娘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是多大的不幸啊！因为社会习俗毫无怜悯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需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个形象日后却遭到可怕的丑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那些滑稽报刊便把她们当成讥讽打趣的对象。只要谁翻翻老版的《散页画报》或别的幽默刊物就会发现，每期都有对老姑娘的低级无聊的嘲讽：她们由于精神失常，已不知掩盖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名誉，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在的生理需求：对爱情和对成为母亲的需求。然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因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倒拿她们...
    《昨日的世界》
    在被命运的风暴搅乱的日子里，那一代诗人后继无人了。那些诗人不要求外部的生活，他们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追求荣誉、头衔、实利，他们所追求的，是在安静的环境中苦思冥想，把一节一节的诗完美地联接起来，使每行诗都富于音乐性，充满光彩，富于形象。他们志同道合的人所形成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喧嚣中，简直像一个受教规约束的宗教团体。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优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如果一个韵脚与另一个韵脚搭配得恰到好处，作者的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这种激动悄然无声，比一片风中的树叶飘落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以自己的回响触及深远的心灵。
    《昨日的世界》
    这部剧能够显示我的创作中鲜明的个性特征，我从来不喜欢为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是始终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里，主人公都是一些受命运摆布的失败者，他们对我很有吸引力。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只写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
    《昨日的世界》
    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昨日的世界》
    但是1939这一代，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欺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残酷的。他们知道，战争打起来不会速战速决，而是拖延好多年，战争耽误的时间一生都无法弥补。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时不会带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里一待就是几个星期，饥渴难忍，全身长满虱子；他们心里很明白，还没看到敌人，就会被远处射来的炮弹击得粉碎或打成残废。以前他们在报纸上和电影上看到过这种残忍的杀人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行进中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碎。他们也知道，一九三九年这次世界大战，就其灭绝人性的机械化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卑鄙、残忍、非人性胜过千倍。一九三九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人会相信，战争中会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取得的和平有什么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一次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犹新：战争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不是满意而是怨恨。战争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公民自由丧失、被外国统治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差别。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使得人更坚决、更果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什么，它只是一种幻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正因为是幻想，而不是科学，才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因此，那些牺牲者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奔向死亡，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
    《昨日的世界》
    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报刊上都会出现这种报道。战争和理性等正常的感情是不相容的。因为战争需要感情的冲动，需要有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热情，还要有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依人的本性，强烈的感情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甚为知晓。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服用狂热的“兴奋剂”。而这种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不管是问心无愧还是问心有愧，不管忠诚还是例行公事，都要干这种鼓动人心的工作。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锣鼓，就要用力敲下去，一直敲到那些正经的老百姓耳朵直响，心脏打颤。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无不把“战争宣传”的任务交给顺从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自己的笔来鼓动战争的狂热和对敌国的仇根，而不是教他们反对战争。
    《昨日的世界》
    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必然采取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想到过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个人，都照常处理自己的事情。这种与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只知道塞尔维亚给我们出口生猪，不是签订了许多协定吗？我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去比利时维尔哈伦那里，我的稿子正写得顺手。躺在豪华棺材里的皇储与我的生活有何相干呢？夏天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美，而看来会越来越美，我们都无忧无虑地看着这个世界。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同朋友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我已经长时间没经历过了。如果今年夏天一直这么好，葡萄收成将比任何年头都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年的这个夏天！” 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的确有崇高和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长年相互回避的人现在握手了；到处看到的是生气勃勃的面孔。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像先前那样孤立的人，而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平时不受尊重的人，现在受尊重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
    《昨日的世界》
    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偏偏给我拿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硬着头皮看下去。不看还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扬。报纸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之类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实在令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我选择耶利米作为这个形象的象征，他是一个徒劳的告诫者。无论如何，我不会写成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写和平比写战争好；我所描写的是一个在狂热的时代被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在失败时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想写这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我还想把这两者与给人的心灵造成可怕痛苦的失败对立起来。现在战争依然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抛入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昨日的世界》
    我只是用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战争表示憎恶，对胜利表示怀疑。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尚有一股博取世界民心的力量。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和艺术创作在战争中还被视为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一股脑用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打翻在地。“音乐不能使人一直陶醉下去，而创作只有在美好的时光里才会来临。”我离开了。实际上，所有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真正地造反；即兴凑合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人懂得政治是怎么回事。到了战后开始建设的时候，他们还是抱着吹毛求疵、诸多指责的否定态度，正像当年的反战作家一样，在战后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还能写出重要作品。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的争论不休的时代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有兴趣的、有才华的人组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亦悄悄散了。每一个小团体也不复存在，因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处境，而非共同的理想。
    《昨日的世界》
    在俄国，我所见到的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基那么伟大和那么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坐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向那个小山丘，这山丘不过是用土堆成的矩形土山，无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为它遮阴。在墓前，他的孙女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同他的哥哥尼古拉童年时曾从一个村妇那里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半开玩笑地种下了一些树苗。到了晚年，老人突然想起那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死后葬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的后事是完全遵照他的意愿办的，他的坟茔简朴得令人心酸，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山丘，上面有参天大树笼罩着一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更没有铭文！这位伟大的人物入葬时不留姓名，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自己的姓名和荣誉感到痛苦；他默默地被埋葬在这里，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流浪汉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墓。谁都可以踏进他这块永久之地，虽然周围有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的敬意护卫着这位永远不休息的老人最后的安息地。通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宏伟壮观深表惊奇，而这里的坟茔却以出奇的简朴更引起人们的深思。微风像上帝的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坟墓上沙沙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可以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着一个俄国人，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昨日的世界》
    第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渐渐模糊起来一我踏进刚刚布置好的小房间时，不觉吃了一惊。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两个房间一般大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王》；这幅画一直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始终望着我。我需要时间镇静一会儿，因为维也纳的那套小房间，我已经多年没有想到它啦。难道那是我的生活一相隔这么长的时间一退缩到过去的象征？难道我自己变成了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定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重要作品；我写的书，我本人的名字还没有在祖国生根。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的环境里一 我的著作已经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消失了。我写的一切，现在对德国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经中断。贮有收藏品、绘画和书籍的住房已经失去，我现在像三十年前一样，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做过的、学过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经五十岁了，但又要重新开始，又要坐在写字台前当学生，早上疾步去图书馆一只是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他捍卫自己认知的内在真理，始终不渝。人们恐怕想不出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会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未想过用最小的一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让步来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我今天可以断言，如果弗洛伊德谨慎地把他的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写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还有，不要总是直截了当地说明那些最终结论，而是用婉转的象征手法写出来，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反而能把他所发现的理论的五分之四发表出来。可是，凡是涉及他的理论和学说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
    《昨日的世界》
    作家本应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持者和保卫者。
    《昨日的世界》
    1那就是弗洛伊德曾深刻指出的“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传统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法规，尽情放纵嗜血成性的原始本能。也许这种黑暗的力量也参与到各种狂热中一自我牺牲和酗酒，冒险的精神和纯粹的信仰，报效祖国的口号的古老魅力，难以用言辞形容的、千百万人沉醉于其中的神秘的狂热，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的疯狂而又热烈的推动力。
    《昨日的世界》
    只目睹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的一代人或许会间：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像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疯癫痴迷？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顺其自然、默默地响应呼召？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不是一回事吗？这次战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崇高吗？ 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对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像对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样拥有天真的孩童般的轻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百姓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的领袖，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会质疑，德高望重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如果不是因为邪恶、凶险、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流血牺牲。 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反抗凶恶狡诈的敌人的一种自卫。而到了一九三九年，在整个欧洲，对自己的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任已消失殆尽。说真的，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祖国危如累卵。他们服从，但不会欢欣鼓舞。他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有当英峰的古老梦想。各国人民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世界上愚蠢的政治或者是难以理解的邪恶命运的牺牲品。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平半个世纪的和平，对战争是怎样看待的？在他们看来，战争是传奇，因为离得遥远，战争看来既英勇无畏又罗曼蒂克。整个奥地利帝国都热血沸腾，陷人疯狂的兴奋中。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了解战争。他们不再自欺欺人。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这是生命中无法挽回的时光。他们知道，向敌人进攻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丝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待就是几个星期，虱子遍体，饥渴难耐。他们知道，还没有与敌人面对面地交锋，他们就会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身碎骨。报纸和电影早就让他们对新型的毁灭性的战争武器的残忍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将熟睡的妇女和儿童炸得血肉横飞。他们知道，...
    《昨日的世界》
    所有的军事当局都心知肚明：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全体人民而言，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续下去，这是人的本性。因此它需要人为的刺激，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一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下去。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宣传是欺骗性的，宣传的是彼此的仇恨，而不是与战争斗争。 后果是灾难性的。战争初期的那种纯洁、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二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情的狂欢。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成为那种可怕的歇斯底里的仇恨的牺牲品。那是不会怀疑的一代人的战争，各国人民都坚信自己单方的正义性。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连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都沉醉于血腥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在别人咆哮疯狂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保持沉默。
    《昨日的世界》
    报纸上登的全是一些关于不可动摇的胜利意志的废话，设什么我们自已部队的损失非常小，敌人的损失非常修重。既人我的眼帘的都是赤裸裸的、鲜廉寡耻的战争谎言！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经心的人、快乐舒畅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 正是在那时，我才得到真正的动力：我一定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一那种置人于痛苦与死亡的虚假的英雄主义，那种没有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所谓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大肆地鼓吹胜利、拖延战争。还有隐藏在他们身后的用钱收买来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也就是在韦尔弗尔的优秀的诗歌中，被斥为“战争的吹鼓手”的一帮人。因而用笔展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选择了徒劳无益的告诫者耶利米这个形象作为象征。我一直想描写这样的内容：任何一种权势都会使人内心冷漠，任何一种胜利都会导致全体人民精神的麻木，我还想将此与那种艰难而又成功抚慰人的心灵的失败的巨大力量做个对比。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在过早地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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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和通货膨胀一起爆发的狂欢只不过是一种狂乱的模仿，整个国家早就厌倦了战争，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整个民族都从内心深处憎恨这个共和国，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这种疯狂的自由，恰恰相反，是因为共和国过于放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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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
    国籍： 奥地利
    茨威格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代表作品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伟大的悲剧》《列夫·托尔斯泰》《从罗丹得到的启示》等。　　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爱默生是位哲学家。在他的时代的一次”公众投票“中，他被...(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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