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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我走，直留下一身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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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建立是为了保护那些来自同一地区移民的共同利益，而行会则为同业服务。然而，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楚，经常相互重叠。 P252 在民国时期，同业组织与同乡组织有日益分离的倾向，这个分离的部分原因是国家推行同业公会的结果，与过去的会馆相较，同业公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 P266 公会在地方事务中与政府合作，但是如果其整个行业的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它将进行反抗。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是赢家，但公会有时也有所斩获。 P268 如果说在价格和捐税问题上，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充满着矛盾与斗争；那么在限制茶馆数量问题上，两者则更多的是合作。 P274 公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
NO.86977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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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有500~800家茶馆，数量上超过同期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成都居民与茶馆有着密切联系，相当大一部分居民是茶馆的顾客。在1930年代，茶馆大约给6万人提供了生计，这些数字还显示了茶馆在城市经济中所处的中心地位，茶馆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商业之一，带动了其他行业，如餐馆、理发、小商小贩等。 …… 从表面上看，茶馆作为一个小本生意，在竞争中很脆弱，但是它们的小规模使其很容易开办和经营，并能根据情况进行调整，资本周转快，因此它们能够在艰苦条件下幸存乃至成长。
NO.86976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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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不仅是一个放松和娱乐之地，而且是具有市场、聚会、客厅等多功能的公共场所。 P157 在清末的各种记载中，描述了茶馆作为市场和交易场所的功能。 P165 除了经济功能，茶馆还作为各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总部或聚会地，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 P178 妇女进入茶馆等公共空间，经历了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不仅来自传统观念对妇女公共角色的束缚，而且还在于改良精英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态度。 P186 茶馆生活不仅是普通民众个人行为，也是各种社会组织的集体选择，也即是说茶馆同时为个人和集体服务。
NO.86975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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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性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传统的娱乐形式和许多旧的节目仍然被保留下来。
NO.86974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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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不仅是成都戏院的前身，也是电影院的发源地。
NO.86973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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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地方戏更成为一个政治的热题。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戏曲可以提供娱乐，推进文明进程，以及提高道德水准。他们利用这个大众娱乐形式来传播正统思想和国家意识，以对民众施加影响。
NO.86972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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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飞语传播的地方。 P083 人们喜欢到茶馆喝茶，还因为那里是一个自由世界、无拘无束。 P085 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 P094 给他人付茶钱，犹如送人礼物一样，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钱可以转化为一种人情，以后将会派上用场。 P096 茶馆是一个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
NO.86971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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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开始的茶馆生活，既是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亦是未来50年那充满艰辛、动荡、无奈、惶惶不可终日经历的开端。
NO.86970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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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要用简单一句话，就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P003 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P007 这个对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内容：其一是对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其三是它们的政治角色。
NO.86969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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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进入茶馆充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馆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等。 P312 因此可以说，社会的歧视导致了女茶房的衰落，但政府的限制则是这个职业消亡的根本原因。 P313 女茶房的兴起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使妇女为争取工作权利有了动力，标志着妇女经济独立开始迈步。不过，女招待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政府、男性同行的歧视。女招待在成都茶馆里的最终消亡便是由于这种性别歧视。
NO.86968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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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题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 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 state所推行的文化。但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ー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NO.86967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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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 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 .... 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
NO.86966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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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动力：强社会才是唯一出路在本书的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专制集权下，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 就是说，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似乎能达到令行禁止，看起来很有效率，然而正如亨廷顿指出的：“着眼于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理论家们”的结论是，“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衰败，而‘混合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高度集权的政府反而是不稳定的，让社会和个人充分介入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才是最持久、最坚固的。
NO.86965 ——王笛《碌碌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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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人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人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
NO.86964 ——王笛《碌碌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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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 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
NO.86963 ——王笛《碌碌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