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5页__句子抄

共收录2021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句子：（第5页）本页收录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语录可以了解《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特色。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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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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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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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既能拥有社群，不再孤立，又没有失去自由和选择的机会。但沃尔泽指出，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总是有代价的。因为越是容易获得和改变的关系，就是越不稳定的关系。原因未必是现代人总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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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后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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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们能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活，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绕了一个弯，方达成的。交往理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道理，而是大家一起来把道理讲通。讲道理达成的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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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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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止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人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变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显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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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幺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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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认为道德个人主义是错误的理论，因为它对“何为个人”的理解有误，又或者说它所依据的“个人主义”观念是错误的。这是桑德尔对（包括罗尔斯理论在内的）自由主义的批判要点之一。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将单独的个体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的原点：先有个人，个人之间签订契约，形成公共道德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制度等，一切都从个体延伸展开。但桑德尔追问：个体究竞从何而来呢？这就好像把“蛋生鸡”的假设倒过来问了一句“蛋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塑造而形成的。共同体的英文是“community”，这个词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可以指家庭、社区，或者学校和工作团体，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这种大的社群。在这里，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以及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一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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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你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父母，但你是不是被施加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呢？这是你作为家庭这个社群成员的义务。同样，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你继承了前辈的遗产，同时你也被施加了对于国家的特殊义务。这就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的道德约束性源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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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人，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 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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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存在一种流行的谬论，就是“相信真理是经历了思考过程之后的结果”。阿伦特认为：“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真理不存在于思考中，用康德的话来说，真理是使思考成为可能的条件。它既是思考的开端，又是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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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提醒你一点：韦伯揭示的“世界的祛魅”不带有好坏价值评判的色彩，这只是对客观事实的一个描述。一方面，他知道，这个祛魅的“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理性主义的科学并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韦伯也知道，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的真相，你高兴也好，失落也罢，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世界被充分理性化，也就被人看透而不再神秘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 “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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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狙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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