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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能够完全阻止厄运的入侵,这种感人的信念是非常危险的自负,尽管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谦虚又正派。在十九世纪,对自由的理想主义深信不疑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们用鄙夷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满战争、饥馑和暴乱的年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所致。而现在,所有的祸害和暴政似乎已经全部被消灭,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甚至超过了人们对《圣经》的信仰,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雄辩地为它作了证明。事实上,在这个和平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街道的夜间照明已不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城市的主干道直到市郊,沿街店铺灯火辉煌。用电话能与远方的人对话。乘坐的车辆已不是马车,速度就快得多啦。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在空中遨游。舒适的设备从富裕之家进入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从井里或河里汲水。炉灶生火简便多了,人人讲卫生,肮脏不再存在。人们从事体育锻炼以来,身体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患有畸形、甲状腺肿大及其他残疾的人在街上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和“进步”的天使创造的。还有,社会也在不断进步:司法变得更加温和与人道,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甚至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也不再难以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有了选举权,从而可能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出谋划策——因此,如果不为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荣耀,不觉得每隔十年社会就向前迈一大步,那才怪呢。人们不相信欧洲各民族之间还会有战争,就像不相信世上还有鬼怪一样,认为那是野蛮的倒退。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诚地认为,各个国家及各个教派之间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将会在...
    《昨日的世界》
    以前,埃斯泰尔哈吉家族府第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瓦尔徳施泰因家族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第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贝多芬一一这位伟大的精灵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一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即使像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这样的人,也都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文化的光荣时刻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打算在这里居住,因而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能真正算是成了维也纳人,オ不愧于这一片故土。除了艺术,犹太市民阶层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原本就是微不足道。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都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被名门世家所把持;话又说回来,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我父亲一生都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扎赫尔大饭店的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了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心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オ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资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堪称不可估量。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人物。
    《昨日的世界》
    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做一个希望对学生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像今天司空见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一个教员的权威性,因为这样的谈话很可能会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老师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
    《昨日的世界》
    对青年一代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青年人麻木不仁,就是使青年人激奋勇进。不过,人们不妨去查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究竟造成了多少“自卑情结”。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上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热爱,而对其热爱的程度是当今的青年一代几乎不会再知道的;同时,我又对一切权威一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我曾长年累月对一切武断和教条主义的说教抱有那种完全出于本能的反感。我已忘记这种反感从何产生。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去演讲旅行时,主办方选用了大学里的大讲堂作为我演讲的地点。我突然发现,我必须从讲坛上向下说话,而坐在讲坛下边长椅上的听众,就像我们以前当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不许说一句话。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那种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权威性的夸夸其谈的说教在我整个中学时代曾怎样让我受罪。于是我感到一阵恐惧,我怕从这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话很可能就像当年我们的教员对我们说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顾虑,所以那次演讲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讲。
    《昨日的世界》
    我不情愿地成为一位历史见证人,目睹了时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残忍最疯狂的胜利。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我这样说时,绝对没有任何一丝骄傲,而是饱含满心的羞愧。在这个短短的时段里,从我刚刚开始长出胡楂到我的胡子开始变得灰白,这短短半个世纪内所发生的变迁和改变,比通常十次改朝换代所经历的还要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几乎可以说是太多了!我今天的一切与昨天的一切如此不同,生活的大起大落让我有时候会恍惚觉得,我不只有一个人生,而是有若干个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人生。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当我在不经意中提到“我的生活”时,自己会忍不住去追问:“哪个生活?”世界大战前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抑或是今天的生活?当我提到“我的家”时,会再一次被这个问题抓住,我无法马上知道自己指的是从前的哪个家,是在巴斯'的家,在萨尔斯堡的家,还是在维也纳我父母的家。当我提到“在我们那里”这个词时,我不得不骇然意识到,无论对我家乡的人还是对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来说,我都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对于前者,我人早已不在那里;对于后者,我又永远也不能完全融入。在我的感觉中,那个我曾经在其中长大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以及横亘在过去和今天之间的那个世界,变成完全不同的世界。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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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代表作品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伟大的悲剧》《列夫·托尔斯泰》《从罗丹得到的启示》等。  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爱默生是位哲学家。在他的时代的一次”公众投票“中,他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