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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檐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麼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蜂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从报纸上、从电影里事先就知道消灭人的残酷的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他们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减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亿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昨日的世界》
    2024-08-141910年代。纪录片天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引用。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无论何时重返这些城市,都会让人感到惊讶和欣喜。街道变得宽敞而阔气,公共建筑变得更加气派,店面更加奢华而且有品位。在所有的物品上,人们都可以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连我们作家都能从作品的印数上感觉到:在这十年之内,印数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都出现了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比如,拥有卫生间和电话这样的舒适生活,从前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所具有的特权,现在也进入了小市民阶层。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来,无产者也从底层获得上升,至少能分享一点点生活中的愉快和舒适。到处都在向前。谁敢大胆向前,谁就能有所收获。如果有人买了一座房子,一本珍稀的书籍或者一幅画,他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在升值。企业越大胆,越舍得投入,就越有把握会获得好的回报。这样一来,到处都是一片美好的无忧景象,因为有什么力量能打破这种上升呢,有什么能阻碍这种辉煌呢?毕竟这种辉煌从自身的发展劲头中不断地获得力量。欧洲还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这么富裕、这么美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发自内心地相信未来在我开始读大学时,法语文化圈里受到青睐的不是茨威格,而是另外一些作家。奥地利现代派文学中大名鼎鼎的是穆齐尔(Robert Musil)和布洛赫(Hermann Broch),施尼茨勒慢慢也被重新发现和重视起来,茨威格则完全在学术讨论之外。他的作品是青春期的读物,是火车上的读物,仅此而已。如今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我认为,其中的一个理由在于,茨威格将维也纳的现代阶段——从1900年到1938年被“纳粹”德国接管之间——的遗产做了诗化式的浓缩。读者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把一切都吸进去,而后再在自己的文字当中将整个时代呼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从历史事实以及文字表述上来看,这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因为他在人前展示出来的与同时代人的伟大友谊,原本掩盖着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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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中占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却连一本都买不到了谁要是手中还有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始终是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一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一一オ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在那些写信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中间,早就没有一个人还敢把我这个已入了另册的姓名写到信封上。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里,我的书籍今天也都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里均属于读者最多之列。身为一名作家,我今天却像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是一具“行尸走肉”。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创建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被希特勒的那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我谈论自己的“成就”时,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就像我的家园、我的祖国、我的自信、我的自由和我的没有偏见统统都已属于过去一样;倘若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象地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者日后被人推落至多深以及全部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后果,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这类情况的第二个事例。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它来得缓慢和小心翼翼。但它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以前,一直忠实地、始终不渝地与我相伴。我的成就所产生的影响一年胜似一年。我在继《耶利米》以后发表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师们》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师》,它很快为我开拓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在此之前,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实验主义者都曾登上文坛,而这会儿,那条通向人民大众的文学之路又为那些耐心等待、矢志不移的人开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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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达到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可能有的程度。有人把那两篇小说改编成戏剧;它们的片段由人们公开朗通,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本小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遍及所有的学校,不久它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没有几年工夫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者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拥有一个读者群一一批可信赖的人,他们期待和购买我的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不可使他们的信赖失望。我的读者群渐渐地越来越大。我的毎一本书,当它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有时候我有意识地想避开那种成就,可是它却出人意外地固执,始终跟随着我。于是,我写了一本富歇的传记,(1目的是为了自娱。然而当我把书稿寄给出版人之后,他写信给我说,他将立刻印一万册。我随即复信给他,请他不要把这本书印这么多。我说富歇是一个不会给人以好感的角色,况且书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插曲,这本书不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他最好先只印五千册。一年以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德国,如今却不允许人们读我的一行字。我在创作喜剧《伏尔波内》时,遇到的也是类似情况。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病态的自我怀疑。我原来的意图是要把 当时我儿有一种病态的自我怀疑。我原来的意图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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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写成一部诗体剧,于是花了九天时间先用散文体写下各个场次,当然显得松散和没有力量。由于我的第一部剧作《耳西忒斯》是在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的,所以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着一份情,刚巧就在我写作的那几天该刷院来信问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于是我把用散文体写的剧本第一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奉寄的仅仅是我打算改写成诗体剧的散文底稿。可是剧院立即给我回了电报,说我对剧本千万不要再做任何修改;事实上那个剧本后来就是以散文体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在纽约,是由以艾尔弗雷德伦特(1)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总而言之,我在那几年里所创作的一切都取得了成功,而且与日俱增的德语读者一直忠实于我。 由于我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觉得自己的职责是: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产生影响或不产生影响的原因,所以有时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是由于哪些特点。我最终认为,是由于一种个人不良的素质,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而又容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一部小说中,一部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將论中,任何冗长烦琐、空泛铺张、晦涩朦、含混不清、不明不白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我感到烦躁。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オ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唆,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非常不紧凑,死气沉沉,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经典作品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因此我经常向出版商们述我的那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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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结的工作,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现方式。这是一项元止 境的工作;一项不停地去芜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炼的工 作。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保持 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让人知道得比从表面上看到的 更多。 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以后还要在校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过程最后就成了一种兴味很浓的捕猎工作,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每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记得有 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的妻子说我今天看上去异乎寻常的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删去了一整段,这样,文气就更顺畅了。”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紧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是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被扔进了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严格遵循这样的原则:宁可缩短篇幅,也一定要字字精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欧洲,超越国界,所以国外的出版商一一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的出版商一一纷纷和我联系,这是我真正值得庆幸的。不我不得不一个特的书柜,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的样书摆放整齐。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知识分子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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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的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 家(按我的禀性来说,我会再次认为那是令人很不自在的报道)。 又有一天,那家俄国出版社再次寄来一封信,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 我的俄文版全集,并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 言。问我是否同意?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小 说,是偷倫地把书塞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佩 他。但是我却从未想到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没有想到过他还会读 过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对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自己动笔为 我写序,我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一好像非这样不可似的一一到我在萨尔获堡的家里来,提 出要出版我的全部著作和以后的连续出版权。他就是瓦伊金出版社 的本亚明・许布施,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 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勒的铁蹄践踏在地的时,是他用文字为我保 存了最后一个精神家园,1)因为我已失去了原来那个古老的真正 的家园、德意志的家园、欧洲的家园。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会产生危险:使一个人教然 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作品的 更 效果想得较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 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 就像雪茄的外面一层烟叶,只不过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表面的、几 平无关紧要的客体罢了,它和真正的主体一一即原本的自我仅仅 是一种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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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势、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作用下,名字又会在内心产生一股力量,开始影响、左右、转变拥有这个名字的人。那些充满自信、走运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的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本人的名字都很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国家、时代和社会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达到他们那种最大限度的对外影响,就会情不自禁地吹嘘自己。但是,一个天性不事张扬的人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做是对自己的约東:恰恰是在令人得意忘形的处境中尽可能矜持。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不胜欣喜,不过也仅仅限于那些由我自己创造的成就而已一即我所著的书以及与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虚名。当我偶然在德国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一个不认识我的小小中学生走进书店,用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零花钱要买一本我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那种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以尊敬的神态把护照交还给我时,或者当意大利的一个海关人员因为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认出我来,然后优惠地不再对我的行李做一一检查时,我都会自鸣得意。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能牵动那么多人的工作,也会有几分忘平所以。有一天,我偶然到菜比锡去,那一天正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时间写了三百页书,竟无意之中要別人花那么多的体力劳动时,我内心就兴奋不已。工人们用大的板条把书捆装起来,另一些工人杭育杭育地着,把装的木架箱从台阶上拖下来,装上卡车,然后卡车把木架箱送到开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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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工、装订工、搬运工、批发商都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夜里。我自己计算了一下,如果将那些书像砖块似的排列起来,能够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路。而且我也从不自命清高而不屑于谈到物质利益。在我开始创作的最初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或者甚至靠版税能够维持生计。而此时此刻,我的书突然带来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这些钱似平能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一一当时谁会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可以慷慨大方地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老爱好:搜集名人手迹;而那些令人赞叹的圣人遗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收藏会在我这里找到备受细心保护的归宿。我能够用我自己所写的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是相当短命的作品,来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假如我说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成就对我来说无所谓,或者说,我内心其实是很排斥它的,那可真是可笑地故作姿态了。 不过我今天说的是,我只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和我的文学上的名声而感到高兴;一旦人们将好奇心转移到我本人身上,那么我所取得的成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这样说完全出于真心实意。从我刚一步入青年时代起,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就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品质就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和至曲。除此以外,我原本出于爱好所从事的工作,很可能因此而变成一种职业或者甚至会变成一种炒作的危险。邮递员每次都会送来一大叠信件、请柬、通知和要求答复的咨询。每当我外出旅行一个月,回来以后就得花两三天时间来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以便让“炒作”重新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做,可是由于我的书籍十分畅销从而使我陷入忙碌不堪的琐事之中。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我必须做到井井有条、通观全局、处理及时和办事利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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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禀性格格不入,而且将会严重影响那种无拘无束的纯粹思索和梦想。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学讲课,去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我不愿用抛头露面来宣扬自己的名声。我从未能够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畏缩。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在观剧时坐在最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坐在台上或者坐在一个抛头露面的位置上让大家盯着看我的脸,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以各种形式隐姓埋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像我所尊重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总是喜欢穿着丝线夹克衫,烫着发,用卷曲的头发盖着前额,或者以令人瞩目的胡须式样和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得像一个“镜中人”一一用韦尔弗尔的话来说,一举一动刻意追求某种风度。而一般说来,随着那种外表上的变化,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优无虑也就失去了。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又能享受隐姓埋名所带来的偷快生活,因为像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已充满魅力和无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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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代表作品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伟大的悲剧》《列夫·托尔斯泰》《从罗丹得到的启示》等。  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爱默生是位哲学家。在他的时代的一次”公众投票“中,他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