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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名言名句
共收录307个《显微镜下的大明》的句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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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名言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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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经典语句
/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显微镜下的大明》语录可以了解《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特色。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打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大明各级政府的司法权限,限制很严格。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夺。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娄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巨大。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县衙处理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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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刘乾亨把案子转交宁国府异地审理,自己就安全了。宁国府跟歙县没关系,可以保证审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场。将来他们若是查出歙县知县有问题,也怪罪不到巡按头上。 更妙的是,这并不违反大明律。罗显状告知县高琦,按规矩是该转交府级衙门来审。只不过这个“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宁国府罢了。在大明的司法实践里,异地审案的情况很多,谁也无法指摘。刘乾亨这是在隐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们对异地审理有意见,那我就要援引“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的条款,动用巡按的权限来亲自审理了,届时大家面上定不好看。“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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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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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秋隐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宽认为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相比之下,为罗家写碑文的程元凤,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宽觉得与其祭罗,还不如祭程呢。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未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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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就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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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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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 萧何从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 刘邦偶尔犯浑,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他立刻领悟到这些简牍蕴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汉书》记载,他听完萧何的劝说后,就回了一个字:“善。”几百年后,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只回了同样一个字,他的内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刘邦不再执着于跟项羽争霸,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出发了。抵达汉中之后,他拜萧何为丞相,主抓内政,坐镇后方。没过几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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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块。在最右边,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前面添加一句“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字样。一来申明此乃皇命;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否则要充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如果他们违法徇私,也要处新。 中间部分,是户帖主要内容,要写明该户的乡贯、男子丁口、女子口、名岁、与户主关系、户种、事产、住址等信息。 最左边,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朱元璋对这次推行极为重视,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以便追溯责任。所以每一份户帖的签字,都是从户部尚书邓德开始签起,接着是副手左侍郎程进诚一当然,这两位的签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否则他们也甭干别的事了;随着户帖一级级下发,会有侍郎某、郎中某、员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签在后头。 这是中央部门签发部分。在户帖背后沿边还留有空白,以便地方执行官员签下花押:从知县、县丞、司吏、典吏到书手、里保,一个都不能少。 调阅任何一份户帖,都能查到从中枢到执行小吏这一整条文件流转的路线。哪一环节出问题了,抓起责任人来十分方便。 每一份户帖,都要一式两联。首一联叫作籍联,次一联叫作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要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还要盖上一个户部骑缝章,每联恰好各留半个印。这样一来,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伪造。 从一份户帖式上的设计可以看出,大明朝廷着实下了一番苦心。逐级签字,骑缝用印、编号堪合,籍户二联,尽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仅此一点,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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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铁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检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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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难,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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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一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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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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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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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站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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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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