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人的痛苦》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2页__句子抄

共收录138个《关于他人的痛苦》的句子：（第2页）本页收录的《关于他人的痛苦》名言名句/《关于他人的痛苦》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关于他人的痛苦》语录可以了解《关于他人的痛苦》的特色。

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子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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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下的尸身总是俯伏向下或脸朝他处。不过这一份死亡的尊严，却不是人人都可以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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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冀盼和道德感中，有这么一个核心的信念：战争是变，虽然难以抑止；和平是常，虽然难以达致。这当然跟有史以来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刚好相反：战争总是常态，和平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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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认识的照片，如今已构成某个社会选择——或声称要选择——去思考的课题。它把这些想法称为「记忆」，但长远而言，那根本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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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并没有「集体」（collective）记忆这回事——那就像集体罪恶一样，都属于几可乱真的虚假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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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记忆都是个人的，无法再殖衍生的——会随着每人的寿命同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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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记忆获得了太高的评价，而思考的重要性却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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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战理据，并非依赖任何有关何人、何时、何地的资料；残酷屠杀本身的专横就是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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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这种经验是由那些被称为新闻记者的专业性旅行家提供的，已经积累了超过一个半世纪。如今，战争也是客厅景观和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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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观看者，我这个观看者，哪怕是在照片拍摄后数十年……一个人可以久久凝视这些面孔，但始终难以摆脱这种共同观看的神秘感和猥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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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在金边郊区毒树陵一座由一所中学改造的神秘监狱拍摄的六千张照片。有超过一万四千名柬埔寨人，因“知识分子”和“反革命”罪名而死在这间杀人屋。这次暴行的记录是由红色高棉档案管保员做的，他们让每一名囚犯在被处决前拍一张照片。……而这些柬埔寨男女老幼，则是在几尺外被拍摄，通常是半身照，他们——就像在提香的《马斯亚斯被剥皮》中阿波罗的永恒要降落一样——永远地凝视死亡，永远地被杀，永远地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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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如今都认得照片，如今已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幺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幺时不可或缺的参照。舍锕会把这些理念称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严格地讲。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忏悔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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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和垂死者所在的地方愈是偏远和有异国情调，我们就愈有可能从正面把他们看个够。因此，后殖民地非洲—除了其性感音乐外一主要是作为一张张睁着大眼睛的受害者的令人难忘的照片存在于富裕世界普罗大众的意识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比夫拉土地上的饥民，到一九九四年近一百万名卢旺达图西族惨遭灭族屠杀的生还者，以及数年后塞拉利昂叛军革命统一阵线实施大规模恐怖计划期间惨遭砍断四肢的儿童和成人。（最近，则是贫困村子里一整家一整家艾滋病垂死者的照片。）这些景象含有双重信息。它们展示一种令人愤慨的、不公平的，因而必须补救的痛苦。它们证实那地方竟然发生那种事。这些无所不在的照片，还有照片中的恐怖，只会加强这样的看法，也即在世界那些黑暗而落后（也即穷苦）的地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也曾有过可资比较的残暴和不幸。还只是在六十年前，欧洲发生的残暴，其幅度和骇人听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见到的任何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画面。但恐怖似乎已退出欧洲，退出的时间已长得足以使目前平和的事态显得理所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后，欧洲土地上竟还有死亡集中营和、场固城战以及数以干计的平民被屠杀、被扔进万人坑，这使得波斯尼亚战争和塞族在科索沃发动的屠杀，引起一种特别的、时空错置的兴趣。但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东南部的战争罪行，可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声称巴尔干半岛毕竟从来不是欧洲真正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在已发表照片中所见的严重受伤的尸体，都来自亚洲或非洲。这种新闻习惯承接了几百年来把带有异国情调（也即殖民化）的人类拿来展览的传统：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伦敦、巴黎和欧洲其他首都举办的人种学展览中，非洲人和偏远的亚洲国家的异国人被当成动物观赏。在《暴风雨》中，特林鸩罗遇见凯列班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把凯列班弄去英国展览：“在那里，没有一个度假的傻瓜会给个子儿…虽然他们不愿意拿出一毛钱来摆脱一个跛脚的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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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感情，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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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加多的照片，还因其展示悲惨画面时往往善于适应商业化环境，而遭到严责。但问题在于照片本身，而不在于它们如何展示或在哪里展示：在于照片聚焦于无权无势者，他们全都被弱化成一筹莫展。意味深长的是，文字说明中都没有这些无权无势者的姓名。照片若不提其对象的姓名，就等于与名人崇拜合流，尽管不是故意的。这种做法，加强了对另一种对立的摄影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只提名人的姓名，而这等于是把无名者贬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和苦难的典型人物。萨尔加多这些摄于三十九个国家的移民照片，在单一标题下，汇集了一大群处境和苦况各不相同的人。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多“关心”，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一个在这样的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但是一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历史，都是具体的。（确切地说，任何认真思考历史的人，都不可能也认真地对待政治。）在快照图像还未普及的时候，人们一度认为，揭示有必要被看到的事物，把痛苦的现实带近观者，一定会刺激观者更多的感受。但在一个摄影出色地听任消费者操纵的世界，场面悲伤的照片已难以轻易收效。结果是，有道德意识的摄影师和研究摄影的理论家已愈来愈关注战争摄影中对情绪（同情、怜悯、义愤）的非法利用和以粗俗方式挑衅情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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