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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道盖特的目标之一似乎是尽可能地将孩子与其日常生活中那有辱人格的环境分开，在那里他们只被视作又一个能干活儿的劳力，而非学生。一周七天的全日制学校教育意味着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很少能和家人接触，这样至少部分地避免了他们受到家中恶习的影响。任何为孩子争取到上学机会的家长都看得出，道盖特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把梯子，让他们有机会爬出贫困的循环。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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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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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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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妮·查普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众多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的或许是，在那一夜，或任何一夜，她其实都大可不必露宿街头。相反，她原本可以躺在娘家的床上，或者在伦敦的另边让妹妹们照顾。她本可以接受肺结核治疗，她本可以在孩子们的拥抱中得到安慰。每一次，都有人伸出援手，想要将她从深渊中拉出来，但酒瘾的反作用力更强，羞耻感也同样牢牢地攥紧了她。正是这一点让她万劫不复，也是这一点，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扑灭了她的希望和生命。谋杀她的人在那晚夺去的，不过是酒后余留下的行尸走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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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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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星报》和其他类似报刊并没有把安妮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仅仅视其为“底层”的一部分，所有的贫困妇女，无论其年龄或处境如何，都被归入其中。正如《每日邮报》所指出的：“没有一个犯罪中心是人人都犯罪的，即便是多塞特街的寄宿屋，也并非全住着极端堕落之辈。”与《星报》所暗示的不同，安妮并没有整日睡觉，以便在晚上起床，“借着夜色从事她那可怕的营生”。她缝布头、钩毛线，一心想通过阿米莉亚·帕尔默说的那些她自己的小生意来赚钱。报纸对她的描述也没有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安妮患有肺结核，就算不是性命攸关，却也足够严重。她不仅服药，在她死后找到的遗物中还有着两瓶药和一些处方信，处方信似乎是她某次去圣巴多罗买医院看病时拿到的。除开想和泰德·斯坦利过夜外，身患疾病也是她坚持要有一张8便士的双人床的重要原因。这些“双人床”四周围着一道木头隔板，不仅提供了难得的隐私，而且正如克洛辛汉之家的另住客伊丽莎白·艾伦所评论的那样，“8便士的床”具有“比4便士的…床更大的优势。睡便宜床位的房客…一大早就要让出床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安妮会很珍惜在床上多躺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她就会在上午10点左右被赶到街上，带着高烧、疼痛和折磨人的剧烈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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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查尔斯·沃伦在他的警察令中也认识到，要从身份和行为上区分妓女和其他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是很困难的。而当一个女人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及她自己的声音完全没有出现在故事中时，情况尤其如此，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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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报纸也无意对该假设提出质疑。由于这起谋杀案发生在波莉·尼科尔斯的死因调查过程中，媒体便抓住机会将两起案件联系了起来。这两起相似的谋杀案在几周内相继发生，让报纸陷入痴狂之中。大量记者涌入白教堂地区。谋杀案使报纸大卖，编辑们不得不尽可能久地延长这些故事的热度。报纸希望煽动起“道德恐慌”感；他们想要采访稿件、实地考察、评论文章和安妮·查普曼死因研讯的详细报道。结果这引发了一场恐慌性的写作大潮，其规模远远超过尼科尔斯案所激发的写作。报纸上出现了各种道听途说的矛盾说法、漏洞百出的笔记记录，以及为迎合特定的新闻角度而歪曲过的证词。然而，与波莉·尼科尔斯的谋杀案一样，死因研讯时所有实际发言的官方记录以及关键的警方文件都丢失了，以至于没有一套权威性的案卷可供参考。因此，关于安妮·查普曼在白教堂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已知信息都来自这堆颠三倒四的登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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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和贴身男仆的家庭相仿，伦敦的私人马车夫及其家人虽属工人阶级，却身处尴尬的真空地带。马车夫被描述为仆人队伍中“最重要且最惬意的一个…主持着一个属于自己小小机构；马匹、马车和马厩都由‘帮手’照料”，而他“端坐高位，目视前方，表情冷漠肃穆”。私人马车夫的优越地位往往会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妻子，产生高人一等的错觉。然而，这些中产阶级生活的表象与他们住在狭窄马房中的现实格格不入，马房中挂满了晾衣绳，散发着马厩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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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希格斯曾经伪装成女流浪者潜入这一群体，她惊恐地发现，破衣烂衫的她不断受到男人污言秽语的攻击。“我以前从未意识到，一位女士的穿着，哪怕是一名正经的女工的穿着，竟是一种保护，”她写道，“一个男人对穷女子那肆意妄为的眼神，你必须先身有所感，才会心有所识。”她住进一家临时收容所里时，得知好色的男门房有一把钥匙，可以进入女子宿舍。她抱怨此事，却被告知在另一所济贫院里，“女门房几乎把照顾女流浪者的任务完全交到了一个男人手上”，周围默许“他对她们为所欲为”。还有一次，在她露宿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开始用一种熟悉的、最令人不快的方式搭话。他问我丈夫在哪儿，并含沙射影地说我一直过着不道德的生活”，然后要她跟自己过夜，说会给她一份早餐。在经历了五天路上男人的这种对待后，希格斯得出结论：“我不应该孤身一人在街上流浪。”当时，希格斯与一位女伴同行，但其他妇女警告她说，如果她要继续流浪下去，必须得“找个男人一起”。许多妇女这样做了，并因此接受了其他流浪汉的性要求，好敲定一段关系。她们的“随便”作风随后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用来加强警察和媒体心中“所有流浪妇女都是妓女”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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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旁人把玛丽·简描绘成一个性子温顺的人来看，她显然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对于所谓的“卖笑女”来说是一项基本技能。唯有一次她罕见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向20岁的邻居莉齐·阿尔布鲁克说出了心里话，后者好像对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感到着迷。玛丽·简警告她不要从事类似的职业，接着说，实际上，“她打心底里厌恶她所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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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的一生中，她遇见过许多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有着不同的身份；她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威胁也是慰藉。她曾是女儿、妻子、姐妹、情妇、骗子、清洁工、咖啡厅老板娘女佣、外国人，以及多次卖过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报纸的眼中，她不过是又一个受害者：一个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倒霉女人”，一个酗酒、堕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说她的逝去令人难过和惋惜，但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这些印象，一旦落成铅字，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人质疑。没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这种描述，也没有人去展现更完整的她。没有人愿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没有记者去寻找她的姻亲，也没有人真正好奇她的过去，好奇海德公园的那位绅士、高尔街的邦德太太，或是曾经在她咖啡厅的长椅上落座过的波普勒的顾客。最终，真正了解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机会将随着凶手一起溜走，隐人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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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一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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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双重标准让男人可以从关系中轻松脱身，但女人的生活却因此变得一片狼藉，不得不独自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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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信息匮乏、贫穷和履行妻职的责任感——导致了19世纪母权运动者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所说的“过度生育的生活”。过度生育不仅损害了像凯瑟琳这样的女性的身体，也对她们的情感和物质生活造成了重创。在埃多斯家这样的大家庭中，几乎每年都会添一张嘴，资源也随之越来越吃紧。扣除掉物价的因素，这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会越来越少：稀溜溜的汤，一小坨动物内脏，外加一片面包泡在掺水的牛奶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需要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母亲。哪怕她是处在怀孕或哺乳“这类理应吃饱的时期里”，她都会“委屈自己，省下口粮；因为在工人阶级的家里，如果要节省食物，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母亲，而轮不到丈夫和孩子，做母亲的会凑合吃点残渣剩饭，或者反复啃没肉的骨头”。当代专家经常提到这些母亲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产、死胎和婴儿头年发育不良的高发率。不光如此，处于凯瑟琳这种境况中的女性，一边要忙于照顾婴儿和幼童，一边还要靠丈夫捉襟见肘的工资维持家庭，她们不可能允许自己闲下来不做事，哪怕是在怀孕甚至分娩的时候。即使偶尔能得到女性亲属和邻居的帮助，女人也要支棱起来忙活“无休无止的繁重家务”，一直忙到分娩前一刻。如果她在月子期间没钱请人搭把手，那她别无选择，只能在分娩后几天内就“重新开始做饭、擦地、洗衣服……提起和搬运重物”。这样的劳累自然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大出血、重度静脉曲张和背部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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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结婚意味着一个女人要开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个母亲。在这方面，凯瑟琳显然是非常乖顺的。在结婚的头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年长的阿尔弗雷德有智力障碍，还患有癫痫。虽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仍继续工作，可能是在家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也可能外出去工厂或洗衣店工作，但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和随后接二连三的生育恐怕让凯瑟琳无力再为家中贡献收入。无论如何，如果她或乔治能有渠道了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识，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许会大不一样。传说19世纪的人曾经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来的做法，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古板保守，根本不会去思考夫妻的生育问题，更别提写文章谈论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在19世纪上半叶，弗朗西斯·普莱斯、罗伯特·戴尔·欧文和乔治·德莱斯代尔分别出版了作品，论述男女可以用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体外射精、使用羊肠做的（可重复使用的）“如意套”、杀精剂和放在阴道内的“避孕棉”。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被谨慎地传达给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买得起书，但面向工人阶级的传播却不那么成功。乔治和凯瑟琳·埃多斯都不识字，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书或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对于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他们哪怕买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买。无论如何，大众普遍认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责任。如同母亲、外婆以及周围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凯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为人妻就要终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济或生病的形式出现。如果实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调制具有杀精或堕胎功能的草药汤剂和冲洗剂，但前提是她要有时间、金钱或对抗成见的勇气来获取这些原料。在许多情况下，她一样也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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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家托马斯·巴纳多称，26日那天在弗劳尔迪恩街32号的公共厨房里，他遇到过伊丽莎白和其他几位妇女。作为一名关怀儿童福祉的运动家，巴纳多此行本来是想听取这些妇女在寄宿屋中带着孩子生活的经验，并和她们探讨改变命运的方法。然而，女房客们更热衷于讨论白教堂谋杀案，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间，一个“明显喝过酒的可怜女人痛苦地喊道：我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没有人关心我们会碰上什么。也许下一个被杀的就在我们里头！如果过去那些年里有人出手帮一把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事后，巴纳多声称，他相信这个说话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事实上，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当然了，伊丽莎白也竭尽全力想要成为所有这些女人——她扮演着每个人，但谁都不是真正的她。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口中的故事变来变去，她过去的经历改了又改，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关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于是她选择利用她的无名作为武器，让自己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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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区，犹太人群体占据了白教堂高街和汉伯里街之间人口的大多数，在周六安息日期间，他们依靠打杂女工来帮自己干活儿。由于宗教习俗禁止犹太人在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期间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因此他们雇用打杂女工来生火、点煤气灯，以及做饭端菜。作为逃离俄罗斯、普鲁士和乌克兰迫害的新移民，这些家庭大多不会说英语，但是伊丽莎白学会了用意第绪语与他们交流。事实上，她或许在哥德堡时就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的基础。她当时所居住的工人区哈加也是该市犹太人群体的聚集地。为犹太家庭工作还将给伊丽莎白带来安全感——同为移民，她知道这些人通常很少讨论他们的过去，因此也不太会对她的过去问长问短。与约翰分开生活，远离西区和波普勒，给了伊丽莎白一个机会，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头换面。她已经懂得，摆脱身份就像搬到新地方住一样轻而易举。当她住在白教堂时，她是寡妇伊丽莎白，也是船难的受害者伊丽莎白。农夫的女儿变成了女仆；女仆变成了男人的情妇和堕落女子；堕落女子变成了妓女，然后又变成获救的从良女子。她曾经是移民，是有钱人的姘头，是穷木匠的妻子。她做过咖啡厅的老板娘，也做过济贫院里的宿客。她是瑞典人，但英语说得很好，足够骗到别人。她有时也可能自称是爱尔兰人，并化名为安妮·菲茨杰拉德。只要伊丽莎白愿意，她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女人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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