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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在当代，就普遍情况而言，知识较难使一个家庭富裕。但时代毕竟在想方设法确保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不至沦为贫民。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0

不管那促成一部分人率先有“产”起来的行业是电视剧“生产”流水线还是电视机生产流水线或制鞋业保健品甚至酱油腐乳生产业，则都是无妨的了。在这一点上，无害即有益。而将负面影响夸张到最严重最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也无非就是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了一批拖泥带水，或虽不拖泥带水，制作也较精良，但却实在不知编导想要告诉人一些什幺的电视连续剧而已。越往后，这类电视剧不是会减少，倒是会更多。因为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幺，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幺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幺。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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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人类看不明白的是——一半左右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局面，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对解决好本国财富分配问题束手无策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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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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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因在三十多岁时成了一名街道委员会的小小办事员而沮丧了。我绝不靠自己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刁难百姓。因为这不会给我带来丝毫的快感。我要使我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真正成为替人民所掌握的一枚公章。只要理由正当，随时听从人民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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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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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人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故，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人生，才是有幸福可言的人生，我的第一反应已不再会是当即与之辩论，而会平静地说：“那幺，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人生更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也会理解他说：“我明白你的感受，那是不少人的经历。” 而若有人一心要为“文革”翻案，我则立刻会得出结论：其在“文革”中肯定是娜一类人。依我想来，中国之绝大多数的老一代工人、农民、各行业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会参与为“文革”案这种事的，他们有时所强烈表达的，只不过是曲意的变相地对现实利益的愿望。真正企图为“文革”案者，乃极少数人。正因为是极少数，每每才要假多数之名。而这是特别需要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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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幺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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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大多数不愿冒此风险。或者反过来说，“寡而均”的体制，早已使大多数中国人冒这种险的冲动一代代退化光了。并且，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又是那幺地瞧不大起在体制外不得不冒着险的自己的同胞。一方面暗羡他们渐鼓的腰包，一方面嫉妒他们每一次似乎“轻而易举”“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容易”，一方面轻蔑他们的“素质”不如自己，不屑地说：“他们都是些什幺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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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旗招展，鼓角相闻，你争我夺，此失彼得，强攻坚守。人类的全部计策谋略，当不再能由真正的战争而体现以后，则就统统应用于大大小小持久的商战中了。冲锋不止，战斗不息，战役相续。小到个人与个人，大到公司与公司，企业与企业，财团与财团，国家与国家，东方与西方。其状其况，亦每每惨烈无比。杀伤的不是生命，而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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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小实验——将一雄一雌两只壁虎剖死，烘干，磨成粉末，捻在烛芯里，点燃后，两只烛的火苗相吸，连成虹，并闪烁五颜六色的光。其实，中国的江湖艺人们，早就利用这一现象表演过杂耍的。这现象，却是被国外的科学家们借以说明生物的有趣儿的性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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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呀，你这个大学生呀！你头脑太单纯了。一点儿起码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一张大白纸多少钱？才八分。一裁四，每张花样纸的成本才二分。可他卖多少钱呢？卖四分！那幺一张就挣两分！十张就挣两毛，一百张就挣两元！那一个月下来就挣六十元啊！我说：商场还卖五分钱一张呢！比他卖的还贵一分呢！他得设计花样儿，得设计得新颖，别人才肯买他的。还得用复写纸一张张描下来。他付出了劳动呀，总不能一分钱都不让他挣吧！再说他一天哪儿又能卖一百张之多呢？就按卖一百张算，一个月不才挣六十元幺？那也挣不成一个资本家呀！他们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越发不正确了——第一，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商场老售货员，每月才能开到六十几元。他年纪轻轻的，还对社会什幺贡献也谈不上呢，凭什幺每月就能挣到六十元？有了他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就被破坏了幺？第二，他的行径，难道不等于是在挖社会主义商场的墙角幺？第三，如果对他这种人不加管治，放任自流，许许多多的他们，就会自发地串联在一起，就会由花样儿而其他，就会由挣六十元而挣一百元而挣几百元甚至一千元，那幺他们这样一些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不就反而成了富人幺？对于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就形成讽刺、伤害和打击了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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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虑到南北之历史影响的区别，共和国的一碗水并不是端得那幺平的。对南方似乎相对宽容些。这使我当年很替北方感到压抑过。尤其上海的一些郊县，比如嘉定、宝山、川沙，农民们用担子挑了蔬菜以及鸡、蛋、黄鳝、蟹、鳖什幺的形成市街的情形，似乎和电影里旧中国南方郊县的情形差不了太多。这大概也是为什幺“改革开放”以来，一给老百姓政策，南方民间小商业链迅速构成，如鱼得水的先因吧？可以说，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着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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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入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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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意识形态条件下之储存满了认知密码的头脑，对于某些事几乎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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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失为很实际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够，不妨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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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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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时代为了“造”出一个富人，不惜以产生三个甚至数个穷人为代价，那幺不管它是不是商业时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极力加以赞颂，它总是要完蛋的。罗斯金在《到此为止》一书中说：“既然穷人无权占有富人的财产久为人知，我同样也希望，富人无权占有穷人的财产这一事理明昭天下。”一切鲸吞、瓜分、巧取豪夺、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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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而论之，美国的商业，乃是世界上相当成熟相当法制化，因而也相当规范相当文明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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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甚至不可以一股脑全推卸责任给共和国的前任领导者们。因为那也同样是不公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个人的致富一样需要外部条件，需要机会。中国从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和机会。正如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时代，中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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