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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州陷落后，王鹗被蒙古军俘虏。一名军士用锁链绑着他和另外九人，准备处决。幸运的是，一行人半路遇到了张柔。张柔觉得王鹗器宇不凡，将他救下，带回了保州。后来，王鹗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文学侍从，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建元诏书，都出自他的手笔。王鹗曾专程向忽必烈告假，来到汝河岸边，希望祭拜一下故主金哀宗的墓。到了岸边，他才得知，墓穴早已沉入河底，大哭而还。金亡后，元好问在蒙古统治下又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在此期间，他蒐集了金朝百年的诗人作品，汇编成《中州集》，给前朝的历史辑录了百余万字的材料；他更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其中有不少是专为金故都燕京、汴京创作的怀旧名篇。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作品，似乎都不如黑泽明电影《蜘蛛巢城》片头的哀歌，更适合作为本书的结语：看那充满欲念的古城遗址，游魂野鬼仍然徘徊不散。人的欲望，就如惨烈的战场。不论古今，都永不变改…

周思成《隳三都》0

以南宋视角的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为基调，残忍暴虐的“金狗”形象，从开篇说书人口中的《叶三姐节烈记》开始，贯穿小说始终。金朝疆域内无数的普通个体，在蒙古人掀起的历史巨浪中浮沉、受难或毁灭的体验，却被推到了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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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金朝不知不觉沾上了中原王朝的另一个老毛病，那就是“防秋”。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四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为了“防秋”，金朝仿佛从昔日的“铁浮屠”那里找到了一丝灵感：虽然“重铠全装”的铁骑无法重现，薄弱的西北边境却可以用层层“甲胄”遮护起来，也许一样毫无破绽。于是，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项边境筑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金界壕的修筑，始于金章宗明昌初年，到承安三年（1198年）大抵竣工，此后间有补筑。这道防线绵延约五千里（2500公里），东起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西岸，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最终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横跨金朝的临潢府、庆州、桓州、昌州和净州；另有一道位置更靠北的防线，从今呼伦贝尔市根河南岸，向西穿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和蒙古境内肯特山东南麓，绵延约1400里（700公里），其间还分布着长短不等的支线，加起来居然也长达万里。四这个防御体系的主体工事一般由主壕、主墙、副墙、副壕和壕堡组成：主壕，深4一5米，宽56米。主墙，高6一8米，宽8一10米，多用黄土夯筑，少数为土石混筑或土包石，顶部平坦，向敌一侧筑有女墙。主墙上每隔130一1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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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 “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四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金世宗的“本土主义运动”注定付诸东流。看看他一手培养的接班人章宗完颜璟（本名麻达葛）就清楚了。金世宗的太子允恭早逝，所以立允恭之子璟为皇太孙。谢恩之际，完颜璟对世宗流利地讲了一大段女真话。世宗兴奋不已，动情地对大臣说：“我让诸王都学学本朝的语言，只有原对于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这一标签加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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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硅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盼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侧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一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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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讲述从岐国公主开始，因为她就像一个符号，几乎完美地象征了这段历史在后世的遭遇，那就是一被遗忘。岐国公主的身影，几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全副武装”的现代历史学家，遍寻东西方载籍，只能找到关于她的三五条史料。并且，在蒙元帝国的历史记载中，她既不叫“小姐姐”，也不叫岐国公主，而是换了一个奇怪的称号。在波斯文史书中，作为成吉思汗的五位“正后”之一，她叫“公主哈敦”（knj加khatun，哈敦意为娘子、皇后），主掌第四斡耳朵一成吉思汗的宫帐之一。在寥寥几条汉文记载中，她的称号被翻译成“公主皇后”。在蒙古人的记忆中，她仿佛依然是那个盛极一时的女真王朝的天之骄女；实际上，却只是世界征服者搜集陈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说起见过岐国公主，只有全真教教主大概是例外。《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应邀前往西域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途经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汉、夏公主”送来了一些干粮，接济师徒一行人。四汉公主就是岐国公主，夏公主是西夏国主李安全献给成吉思汗的公主，名叫察合。身世相仿，或许让两位年轻女孩子一见如故，感情甚笃。事实上，岐国公主和母亲袁氏，不仅见过丘处机、尹志平先后两位全真掌教，袁氏还拜丘道长为师，成为全真女冠。《道家金石略》中保存着两道以“公主皇后”名义颁发的懿旨，分别护持卫州汲县北极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这两位逃脱浩劫的皇室女子，或许在宗教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和慰藉。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毡帐一顶，孤灯一盏，清香一炷，她们大概常常为家国丧乱中非命而死的一切亡魂，当然，还为无数同样幸存下来的人，默默祈福。岐国公主，不过是在金朝土地上生活过的芸芸众生之一。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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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如今成了横亘在交战区和大后方之间的封锁线，并非人人都能平安顺利通过这道关卡。金宣宗的小朝廷逃入南京后，便发布了“河禁”，内容只有两条：第一条，由于河北被兵，群盗蜂起，为防备敌人奸细和不法之徒，“凡自北来而无公凭（官方出入证）者，勿听渡”！）第二条，河南进入军管状态，为防止军需物资外流，“沿河悉禁物斛（粮食）北渡”！山本来，朝廷南渡，中都沦陷，“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四河北地区前一年饱受铁骑蹂躏，人丁锐减，耕种失时，又得不到外来接济，饿殍遍野。在朝野一片声讨之下，金宣宗只得暂缓执行第二条禁令，允许商人自愿贩粮入北，但是，一石粮食，过黄河时要扣掉十分之八，充当军储。侯挚等人指出，商人重利，政府加收如此重税，“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劝宣宗不要强分南北，见死不救。朝廷这才极不情愿地取消禁令。 “河禁”显示，南京政府并不在乎河北百姓的死活。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民纷纷扶老携幼，南下求生。守备河桥的官吏趁机大肆敲诈勒索，“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难民“至或饿死、自溺”。B）在黄河渡口前焦急等候的，有曾经的富足之家，如今不惜倾家荡产，换来一张穿过浮桥的通行证。但是，无数子然一身的难民，只能跪在冷漠的官吏和守卒面前，苦苦哀求，得知无望之后，大哭而去。还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再碰碰运气，或者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各处渡口附近的难民营里拥挤不堪，缺衣少食，疾疫肆虐，“死十七八”。《金史》还记载，有十一个河北人，为了躲避游骑追杀，不得已跳入黄河，历经千生万死，游到南边（“泅河而南”）。被巡逻兵丁抓到以后，司法官吏还要判他们死刑。有人劝说金宣宗：禁止私渡，为防备奸伪，不为惩罚只求保命的平民，如果他们“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往后人人都只有降敌这一条路了！四在黄河渡口外守候的，除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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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侍局名义上隶属殿前司，长官为提点，下设局使、副使、直长，管辖奉御、奉职等一干办事员，只遴选本局人和宫中出身人员，外廷官员极难插足。这个机构虽然只是五品衙门，却位卑权重。有人说，金宣宗“视（尚书省）宰执、（御史）台、（六）部，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他不仅任用近侍充当耳目，监察百官，还派他们外出察访民情，担任监军督战。如要给这个机构一个准确定位，只要想一想蒋介石那个军务、政务、党务、外交、情报、人事无所不统的侍从室就足够了，二者都是实施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五花八门、细如涓流的情报，通过近侍局的各条触角，汇总到金宣宗面前，非常投合他“躬亲细务”的政治性格。金宣宗也深信这一制度的可靠，甚至遇到臣下请求独对，都要“令近臣一人侍立”。后来，完颜素兰控告高琪，就是先被召入近侍局，用笔、纸写下要上奏的事情，过了一会，才在便殿受到宣宗接见，见证此事的只有一人一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专靠近侍，并无法避免内外勾结、阿谀成风的弊端。四不过，在贞祐初年，官中的金宣宗和他的近侍，在外廷“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的术虎高琪，加上多数态度含混、得过且过的文武官员，多少形成了一种政权内部的势力均衡。于是，金朝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应对更为刻不容缓的北方战局。此时战局之糜烂，也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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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些评价，一个老好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暂且不去深究这张脸谱，是大智若愚，是忍辱负重，还是本色当行。弥留之际的金章宗和他宠信的元妃李师儿等人，捧出这个老好人成为九五之尊，是有特殊考虑的一当时，金章宗的两个妃子贾氏和范氏已有身孕。金章宗虽然对外宣称，传位卫绍王，是本着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却在遗诏中给新皇帝安排下了一道紧箍咒：“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这份政治遗嘱的两大执行人，李元妃，还有章宗幼年的老师兼重臣完颜匡，负责确保柔弱的卫绍王不负所托，将来章宗的遗腹子顺利继位。虽然卫绍王才具平庸，权力的加持和诱惑，有时却能给人壮胆。很快，他就利用完颜匡和李元妃的矛盾，让范氏莫名其妙“胎气有损”“胎形已失”，只好落发为尼，又诬陷贾氏诈称怀孕，实与李元妃勾结，妄图偷梁换柱，让李家儿冒充皇嗣。李元妃势力遭到铲除没几个月，大安元年（1209年）十二月，完颜匡居然病死了，只留下卫绍王孤身一人，心惊胆战地看守着这个由盛转衰的王朝。以金朝当时的状况，国内出点问题，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甚至天灾人祸，凭借传统社会的惯性：官僚体系和基层制度的缓冲，多少还能够架漏过时，牵补度日。然而，谁能料想，三十多年前“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的落魄青年铁木真，不久前还四分五裂、自寻干戈的漠北草原，这两者的奇妙结合，竟然迸发出最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能量？对当时东亚世界的一切政权，尤其对金朝而言，蒙古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付这样复杂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中材之主都不行，非雄才大略不办。不过，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卫绍王无非证明了，时代急需的英主，恰在此时此刻出现于金朝皇室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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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因此，野狐岭有一个更具史诗色彩的名字一扼胡岭。这道天险横亘在南北农牧的自然分界线上，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借此将那群纵马咆哮的“胡人”阻拦在温润惬意的农耕文明之外。大安三年九月，在连失三州之地后，奉命在野狐岭一线布防，阻击蒙古军继续南下的金朝军队，浑然不觉他们正处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如此关键的地理坐标之上。对于此后野狐岭发生的那场大战，金朝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概因为卫绍王一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他自己“身死国蹙，记注亡失”，所以史料大多散佚。遗憾的是，胜利一方蒙古人的记载同样简单，再加上个别与双方记载都龃龉的南宋传闻之辞，使得野狐岭之战的真相十分模糊。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汗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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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说，1211年的蒙古军还不擅于攻城，但终究只是“还”字而已。蒙古军堪称当时世界上最擅长模仿和综合的军队。起初，蒙古骑兵不配大型盾牌，为了攻城，他们学会了用“拐子木牌，为攻城避砲之具”。接下来，蒙古人学到了金朝的攻城砲术，攻打凤翔之时，曾树砲四百座，“专力打城之一角”。再过若干年，蒙古人把同金朝的战争中获得的抛石机，挪用到了中亚和西亚的城堡跟前。再过半个多世纪，蒙古人还将带着西征中学来的“西域砲”——一种中国从未见过的大型配重式抛石机—一来到南宋的樊城和襄阳城下，“一砲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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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攻城视为下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牌）锁辊（攻城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中国史书描述攻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恐怕就是“蚁附”，形容城墙外侧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的士兵。也可见，在这种场合，人命同蝼蚁一样轻贱。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而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幕墙厚度绝少超过十米。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任何火炮也轰不开十多米厚的中国城墙。）虽然没有火炮，但为了对付这套城池防御体系，古代至中世纪的中西方战术，基本都是三板斧及其不同组合：翻越城墙，径直穿透城墙，挖掘地下坑道。一旦这三板斧都不管用，就只好靠长期围困饿死渴死守军。②为了方便运用这三条策略，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攻城器械和方法，什么巢车、望楼车、壕桥、尖头木驴、木幔车、钩撞车、搭车、杷车、云梯、飞梯，各种型号的抛石机和弩箭，还有土山、地道，等等。其中好些自先秦以来一直沿用，也有一些属于新发明或改进品。不过，对这些凝聚了几千年古老智慧的军用技术，即将来到城墙脚下的游牧民，暂时还叫不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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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为了缓解粮食危机，金哀宗盼附，拨出十艘官船，让饥民到护城河的水面上打捞一些菱芡、苲草果腹。此令一出，百姓蜂拥而至。不几天，护城河就被捞得清澈见底，半根漂着的水草也没了。饥民只好挖掘土里的野菜根茎，同牛马等牲畜的骨头混在一起煮烂了吃。过了不久，饿红了眼的人又开始对旁人下手，“空街净巷，往往缢人而食之”一独自行路的人，经过某条幽深的巷子口，黑暗中很可能蓦地伸出一根绳索，死命勒住他，直到断气，然后，凶手们就像一群饿狼扑上来，片刻之间就将死者脔割分食。上任头一天，阿勒根移失刺就下令，在闹市口立了一根长竿，杀人吃人的歹徒，一经发现，斩首示众，首级就一直挂在竿头。史称，“犯者少止，然遇夜亦不能禁”。白昼，弹压官率领兵丁在城内四处击柝巡逻。然而，只要夜幕降临，幽暗的残垣断壁之间，仍然是食人者统治的王国。铁腕镇压，并不能减缓饥荒。很快，军队士兵也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加入了杀人越货的行列。阿勒根移失刺上任不久，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有一伙大盗，共七八人，心狠手辣，四处作案，“屠人之家，而夺其食”，弄得城内人心惶惶。案件侦破后，这伙大盗幕后的保护伞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是忠孝军的中级军官一提控一人、都统一人。忠孝军是战斗主力，金哀宗下过密旨：忠孝军违纪违法，需要向皇帝本人请示处分。金哀宗想特赦二人，在元帅王山儿的坚持下，才将二人处死。山官兵百姓缺粮，金哀宗本人过得也很糟心。皇帝的口粮自然可以保证，但是，金哀宗喜欢吃鱼。蔡州东、北面的汝河里有鱼，可是，河面常有自上游漂下、泡得苍白腐烂的浮尸。汝河里捞上来的鱼，金哀宗只看了一眼，就蹙着眉头推到一边。这时的护卫统领一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本姓王，金宣宗王皇后侄儿），身材短小，性格温和，很早就结识金哀宗。金哀宗带出的近侍旧人，到了蔡州，就只剩下温敦昌孙等寥寥数人。看到圣主食不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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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蒲察官奴是个职业冒险家，而且热爱赌博，忠孝军月薪丰厚，他就拿这笔钱成天在营中开赌。他的经历非常奇特，在蒙、宋、金三方都混迹过。三峰山兵败，他逃到南宋襄阳，结交上京湖制置使陈赅，两人称兄道弟，一起喝酒。金军将星大批陨落后，官奴就成了极少数战斗力突出的军官。他曾率数百骑兵冲入蒙古军，“生挟一回纥（西域人）而还”。金哀宗北征卫州，官奴麾下的忠孝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白撒的大军却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河北百姓“哭声相接，尸骸盈野”。山金哀宗不得不倚仗官奴和忠孝军，却瞧不起这个反复无常的草根元帅。何况，有传言说，官奴和当时盘踞山东的军阀国用安勾结，企图劫持皇帝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招集山东豪强，收复北方，如果大事不成，就坐船去辽东。金哀宗派纥石烈阿里合、完颜习显暗中监视官奴，二人反而投靠了官奴。不过，金哀宗也不信任归德本地的军队。侍卫亲军外出就粮，他一边提醒官奴：“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一边又装模作样时常召见马用，把官奴晾在一边，公然制造隔阂猜忌。迭经挫折、背叛和失败，宛如惊弓之鸟的金哀宗，只相信他自己，外加身边几个近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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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崔立右侧的李伯渊，从鞍上一跃而起，跳到崔立马上，一手抱住崔立，一手握着匕首从后刺入。崔立回头看了一眼，失声惊呼：“你要杀我？”李伯渊说：“杀你又怎样！”或许是有些紧张，更可能是太过兴奋，刀刃将崔立刺个对穿，又洞穿了李伯渊的左掌，两人一起坠落马下。李伯渊挣扎起来，补了一刀，崔立当场咽气。接着，李伯渊大吼：“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事先埋伏在街道两侧的刺崔党一拥而上，黄掴三合手刃苑秀，折希颜在队伍后面，看到前面人喊马嘶，以为大舅子和谁起了争执，慌忙上前劝解，也死在了士兵刀下。李伯渊将崔立尸首系于马尾，一路沿着御街，纵马驰骋，直至承天门前。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渐渐聚拢围观，便朝大家说：“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大家万口齐应：“杀千刀，寸斩之，都难赎其罪！” 李伯渊砍下崔立的首级，跪捧在承天门前，遥祭哀宗，“一军哀号，声动天地”。最后，崔立、苑秀、折希颜三人的尸首，被吊在宫阙前的大槐树上示众，仇家“剖其心生啖之”。山“郑王”的《功德碑》或许确实没来得及立起来，不过，就算立起来了，愤怒的京城民众也会把它敲得粉碎。参与撰碑的三位文士，如今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刘祁已在前一年北上，“由魏过齐、人燕”，辗转两千里，终于回到故乡浑源。此时，他的祖母、母亲都在离乱中去世。目睹二十余年来“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恒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他心灰意冷，独庆幸妻、子尚存，国破而家未亡，筑堂名“归潜”，作为读书隐居之所。王若虚也早就离开了南京，黄冠草履，徘徊于田舍丘垄间。没过几年，七十高龄的“滹南遗老”（王若虚自号），应刘祁之弟刘郁的邀请，同游泰山的白云生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友人：“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一行人竹杖芒鞋，攀上黄岘峰。王若虚打发小辈去前方探路，自己垂足坐在块大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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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刘三人，谁该负主要责任？左右祖者甚多。不过，凡认同传统儒家伦理的人，对三人都没什么恕词。最严厉的比如“谄附逆贼”（赵翼《瓯北诗话》），“偷生恋爵”（乾隆帝评语)，等等，觉得他们名节有亏，斯文扫地，难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北魏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连杀太后、幼帝和千余名朝官，拥立孝庄帝。百余名朝官侥幸躲过此劫，尔朱荣下令胡骑将他们围住，拔刀内向，高喊：“有能为新君作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赶紧举手出列，席地起草诏书。杀侄篡位的永乐帝让方孝孺写劝进表，孝孺喊出：“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诚然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不写，有的是人写。否则，后来诸王群臣上的那几通劝进表，充溢着诸如“功光前烈，德振中兴”“尧舜之德，汤武之仁”“天命有在，孰得而辞”，又是什么人的大手笔呢？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现代人估计不会求全责备他们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道德标准”。但是，这段不甚光彩历史的三位主要当事人一王若虚、元好问、刘祁，他们心里清楚，既然做了选择，就得承担道德责任，面对当时和后世的评骘。因此，三人通过不同形式，像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涉案人那样，四留下了自己的“供词”，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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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个月（二月、三月），蒙古大军扫荡南京周围“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毫、颍、寿、睢、永”等州的金军残部。然后，窝阔台汗、拖雷一同北上避暑，只留下一员韧性十足的蒙古老将，负责“统诸道兵”，主持南京围攻。这位老将名叫速不台，成吉思汗的“四狗”之首。他从百夫长干起，追随成吉思汗南征北讨，参加过蒙古帝国几乎所有大型战役。速不台一生足迹所履之地，大概超过任何一位中世纪欧洲或伊斯兰世界的著名旅行家。这位将军马不停蹄，越过帕米尔高原上白雪覆盖的群山、满目黄沙的大漠、碧浪翻腾的里海、清澈见底的多瑙河；花刺子模算端、罗斯王公、条顿骑士，在他面前像麋鹿一样惊逸；中亚的山城、罗斯的木寨、东欧的石堡，无不被他踩在脚下。有人说，速不台“身经六十五战，灭国三十二”，让西方人真切地体会到，亚洲也诞生了毫不逊于恺撒和亚历山大的名将。四笔者总有点好奇，这样一段今天看来仍然惊心动魄的阅历，对一个人的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能天才地思考、解决复杂战略战术局面的头脑，大概不会只充斥着嗜血贪婪的念头。尽管速不台不可能像诗人那样敏感冲动，或者像旅行家那样偏爱异国情调，但是，这些人生阅历，是否只令他的心更加冷酷坚硬，又或是会激起一种超越尘世的悲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不像恺撒、格兰特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大批名将，速不台不曾留下回忆录，甚至任何透露他个性的文字和言语记录。我们只知道，在完成这一切洪业之后，速不台平静地退隐到秃刺河（土拉河）畔自己的营地，七十三岁高龄时离世。金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轰然倒塌，仿佛只是老人闲来无事时凝视的长河上，轻轻泛起的一道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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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没有，他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蒙古风暴在肉眼可见的地平线上刮起的当口，南宋、金朝，这对在同一间茅屋里避风的冤家，居然还在互相算计，并且都对对方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哪怕是两个政权中顶顶精英的人物，出于长年累月的憎恨或轻蔑，也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真相”。南宋目睹金朝在“鞑靼”部落手下接连吃亏，觉得一雪前耻的机会到了。大臣真德秀朱子再传、意见领袖一在给宋宁宗的奏议中，力主与金朝断交，拒缴岁币，还提出报“万世必报之仇”的三种战略，其中的“上策”，居然是“练兵选将，直抵虏巢，若勾践袭吴之师”。四这种心态在南宋朝野十分普遍。大定十六年（1176年，宋淳熙三年），南宋派去贺金世宗生日的张子正使团随员周煇，艳羡金朝的黄河大桥，居然想到，过一阵待自己的国家恢复河朔，这座浮桥的用处可就大了！金朝对南宋的轻蔑又更甚之。丢失河北、山东之后，金朝的疆界一下子缩水大半，“地势益蹙”，于是“遂有南窥淮、汉之谋”，想从南宋那里找补损失。在金人心目中，百年以来，本国军队对南宋军队从未处于下风。因此，蒙古人的崛起，无非是在原先的鄙视链“金》南宋”的前端，再加一环，变成“蒙古》金》南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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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于是，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一项边境筑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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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金军，“专尚骑”，主要由骑兵构成，有轻、重二种。轻骑兵牵着备用的副马，行军时“约五十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作战时往往部署在左右翼，在敌军薄弱的翼侧实施突击，称为“拐子马”。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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