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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由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或者由于我们缺乏勇气，由于盲目和知识偏见的蒙蔽，使我们视而不见。比如总是找借口，说什么你是孤身一人呀，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单枪匹马呀之类。其实这是一种有利条件，没有什么不好。是的，不能否认，这会给人带来一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但这也有它的好处，因为这是人类斗争的唯一方式，是坚信自由，使世界变得更为美好、更为理性、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唯一途径。因为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是具体的我，具体的你，具体的他。如果我不能改变，你不能改变，他不能改变，每个个体不能独立地、个别地、自发地发生改变，那一切都不能改变，我们仍然是奴隶。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第二个人不反对用空口袋的主意，可以，他温和地说。他了解你的想象力，你的想象力可以与你的勇敢媲美，这一点，在博亚蒂的五年中早已得到了证实。因此，他绝不赞同那些低估你成功可能性的人的看法。由于了解你的性格，无论警察，还是约安尼迪斯都不会怀疑口袋里装的不是炸药。他唯一怀疑的是你能否从这次爆炸中活下来，不管你是活下来，还是死去，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是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希腊，调动国内外舆论，让军政府出丑。”他点点头，清了清嗓子，仿佛想得到我的认同，把最重要的话译成英语，以便我能理解。然后，像布道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说，没有人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格拉左斯的英雄爬上了卫城，把入口附近旗杆上的德国国旗扯了下来。这个勇敢的举动如今已经成为传说，写进了小学的课本。但除了让世界一时轰动和嘲笑入侵者外，这个举动又有什么作用呢？难道它唤醒了人民，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吗？勇敢的壮举、个人的英雄主义绝不会影响社会的现实。它们表现的仅仅是个人主义、人的自负，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它们只局限在特殊的环境之中。遗憾的是，希腊人很擅长此道，关于这个问题，伯特兰·罗素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罗素认为，希腊城邦的公民受原始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显得很勇敢，但不智慧。他们的热情固然可以取得个人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整个城邦并没有裨益，归根结底，此乃他们政治上无能的表现。当然，即使不援引罗素的话，我们也能明白，出类拔萃的榜样并不能有效地动员民众。相反，这种榜样会使他们胆怯，因为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壮举面前，他们会有一种遭排斥、受威胁的感觉，会陷入一种自卑的情结。所以，英雄的牺牲是一种利己主义行为。“利已主义？”你勃然提问，像一记耳光一样响亮。“不错，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孤芳自赏？确实是一种错误行为。”“孤芳自赏？错误行为？”这次的发问像是在鞭挞。“是的，阿莱克斯...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你翻开柏拉图著作其中的一页，开始朗读起来：“如果一个渴望自由美酒的民族拥有一伙蹩脚斟酒的领导人，人们想要多少他们就斟多少，直至把整个民族灌醉，那接下来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统治者拒绝满足他们提出的愈来愈多的要求时，他们就会宣布他为恶棍，并指责他想剥夺自由。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对他的上司表现得唯唯诺诺，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个奴隶。如果胆怯的父亲对他的儿子同样胆怯，那儿子对他的父母就不会有任何惧怕和敬重。如果师傅不敢训斥徒弟，并一味地取悦他们，那徒弟就会嘲笑师傅，并要求和长辈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待遇。而长辈为了不显得过分严厉，就会顺从年轻人。这样一来，公民的灵魂就会极端痛苦，只要出现顺从的情况，大多数人就会义愤填膺，拒绝服从。到头来，所有人都会无视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对任何东西都不关心，都不尊重。在这种放任自流的局面中，暴政就会埋下它的种子，并开花结果。实际上，所有过分的做法都会导向它的反面。就像季节的交替，植物的生长，物体的运动，都是这样，国家的政权更是如此。”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有时，他们甚至会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进行狡辩：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什么目的？是按照抽象原则和数学计算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吗？是的，二加二等于四，正题加反题等于合题，但他们忽视了在现代数学中，二加二不一定非得要等于四，也许可以等于三十六。他们忽视了在先进的哲学里，正题与反题是同一个东西，物质与反物质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由于这种计算，由于可悲的意识形态的狂热，由于幻想或主观的臆断，他们认为善和美只能够在一边存在。......结论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疾病，而那些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是传染这种疾病的媒介。......正是基督教思想孕育了人为的切分，这样做合法，那样做不合法；一边是天堂，另一边是地狱。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但有一次，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就在强光照射我们眼睛的那一刻，我看见你纵身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袜子，套上鞋，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你就冲上阳台怒吼起来：“我来啦！”然后，你奔向门。我急忙拦着你，拔出门钥匙，攥在手中。你一阵狂怒，试图让我松手，想掰开我的手指。你紧紧抓住我的手指，但你的劲用得愈大，我就攥得愈紧。于是你抓住我的手腕，狠狠拧我的胳膊，好像要把它拧断似的。你把我掀翻在地，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反抗，因为我只能用一只胳膊、一只手来对付你。但我还是竭尽全力，与你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无声的恶战，就像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蛇，都想绞死对方。双方互不让步，拳打脚踢，一声不响。唯一的动静就是双方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突然，我的肚子被你狠狠踢了一脚。一阵剧烈的疼痛。钥匙落在你手里。我的声音打破沉默，说出了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实：“孩子！”你好像脑门上挨了一枪似的，完全僵住了。你看了我几秒钟，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伤心地祈祷：“啊，上帝！我的上帝！”你站起来，不再理会那道继续转动，在我们身上、我们周围摇晃的光，甚至没有注意躺在地板上的我。我腹痛难忍，犹如万箭钻心。你突然狂笑不止，如同疯了一般，又笑，又哭，又蹦，又跳，还拍起手来。你甚至没有感觉到我的痛苦，事实上并不是出于安慰，最终，你把我抱起来，缓缓地放在床上，并把你的头贴在我肚子上。你轻声细语地说：“早安，孩子。你是锚中的锚，链中的链，是欢乐中的欢乐，美酒中的美酒；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我；你是不会死亡的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摆脱黑暗吧，孩子，赶快摆脱黑暗，让我们远走他乡，去一个他们不能找到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儿尽情地玩。痛苦我受够了，斗争我厌倦了。”这种疯疯癫癫的独白，甜蜜，美好，但同时也让我心如刀绞，愁肠寸断。后悔没有事先告诉你，后悔以前没有意识到，孩子是唯一能改变你命运的这个事实。如果我意识到了，我就不会跑去拔门上的...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对我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你居然还能想到抽烟，并且还能把烟点着。你确实是这么干的，抽着烟，显得很平静，平静中带着一种不屑。你的声音仍然那样冷静，与头天晚上那个虚弱的发高烧说胡话的你完全判若两人。相反，有人也许会认为，拿你的生命去冒险，让两个爱你的人去冒险，对你来说，简直就不是个问题。不仅不是个问题，或许还是一种颇为神秘而残酷的享受。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我发现每当你不仅愤怒而且痛苦，不仅痛苦而且沮丧，不仅沮丧而且无助或者孤独时，这几个人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你眼前。这是一种症结，是失败感的象征。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你豪饮并不是为了生理上的愉悦，而是为了排解绝望的情绪。你熟知醉酒的所有技巧与奥秘。甚至连我都学会了如何去辨别醉酒的三阶段：第一阶段，精神振奋，十分健谈，把饮酒逐渐转化成智力的交锋、社交的仪式，类似苏格拉底辩论式的会饮；第二阶段，挣脱压抑的束缚，打破自控的壁垒，天马行空，自由自在，进入遗忘的状态；第三阶段，身体散架，直接进入忘却与麻木的无垠疆域，即抵达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自我陶醉，跌入虚无的深渊，一种绝对的休息，暂时的死亡。从你的讲述中我终于弄明白，每个阶段都是人为的，事先都经过了冷静的考虑，并且每个阶段都和一定的痛苦程度相对应。如果早先知道这一点，我就会变得更宽容，允许我们去爱某个有缺点和弱点的人，因而也会更习惯去这么做。但现在我做不到，我只感到惊奇，难以置信，十分厌恶：一个英雄怎么会如此脆弱？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是怪树一棵。无论长在何处，都会大煞风景，所以应该拔掉，根除。不管你到哪里，最终他们都会除掉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想干的那些事......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你的怪癖，你是个反叛的诗人，不接受任何约束，不遵守任何模式、任何戒律，甚至把合法与非法的概念抛之脑后；还因为你作为孤胆英雄的特立独行，沉醉于梦幻与想象的世界。反叛的诗人、孤胆的英雄......不管他说什么，还是做什么，哪怕是一句被打断的话，一个失败的行动，都能变成一颗会开花结果的种子，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芬芳，一株能成为森林中其他植物榜样的树。对我们这些没有他的勇气、洞察力和天才的人来说，他就是一根标杆。被搅动的死水，被扰乱的政权很清楚，他才是必须被铲除的真正的敌人，真正的危险。它们甚至知道，他不可能被替代，被复制。世界历史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证明：当一个领袖去世之后，另一个领袖就会随之出现；当一个活动家消失之后，另一个活动家就会应运而生。但当一个诗人、一个英雄消失之后，就会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空缺，你必须等待，直到上帝使之复活。但只有上帝知道，这复活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会出现在什么时间。所以，把你带出希腊也于事无补，这次出逃充其量不过是另一次“缓期执行”而已。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为的是尽可能让你多活一些时光。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看着它，我就想像你一样，重复那句话：“必须有人去看看护照是否办妥了。你是否去催一下，看是不是办好了？应该再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办下来了？”希望事情进展得快些，利用你电话被监听的事实，我耍了点小花招。于是，我给纽约打电话，假装有几所美国大学邀请你去讲课。一个朋友和我配合，冒充文化参赞，催你尽快动身。不是我打电话过去，就是他打电话过来，由于日期逼近而抱怨，因为他们必须印海报，发请柬，通知报社，要让大学院系放心，同时要让各城市的市长为你安排宴请。如果不是邀请去讲课，就是授予你荣誉学位，由于你非常谦虚，开始时还犹豫，不愿接受，但之后还是接受了。只是该如何去解决护照的问题呢？护照还没有，他们仍没有发给你。我回答他们时，总是唉声叹气。于是，愤怒的声音纷纷从芝加哥、波士顿、费城传来。打电话的人声称是大学校长、市政官员、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领袖。其他朋友也在电话里表示了极端的愤慨。总而言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给人的印象是，希腊当局耽误你讲课，是在给美国文化界出难题，而阻止你出席颁发荣誉学位的仪式，对美国文化界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这样的丑事只有在苏联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他们不及时签发护照，参议员们将把这事变成一桩国际丑闻。究竟是哪些参议员，哪些大学，哪种学位，我们从不挑明，因为害怕秘密机构去核查。不过，他们愈来愈相信真有这回事。两年后我们得知，此举确实影响了帕帕多普洛斯的决定。“美国参议员的这档子事确实让他的助手们非常担忧。”一位秘密机构的官员后来悄悄告诉你。显然，你对我的策略一点不感兴趣。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焦急不安，因为我急于回到我的世界、我的生活，重返我的工作。我期盼着飞机从雅典机场跑道上起飞的时刻，只有到那时，我才能摆脱那些不断侵袭我的烦恼、激情、长期的紧张，以及有时交替出现的无聊感、空虚感。这种无聊感、空虚感类似那些士兵的感受，他们在两次战斗的间隙不知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无法填满平静的时光。他们只好躺在战壕里打呵欠，怀念枪炮声。此刻，每一样东西都令我厌恶，我厌恶地中海东部这座城市的氛围，它使我想起特拉维夫或贝鲁特，它不再具有西方的色彩，但也没有东方的特色；我厌恶它肮脏愚蠢的现代建筑和绿色全无的山峦，以及由于疏忽和无知而留下的烧焦的岩石与树墩；我不喜欢它的土耳其风俗，用玩具小杯狼吞虎咽喝咖啡连同咖啡渣也一起喝掉的习惯，不喜欢这儿的人睡午觉一睡就睡到下午六点，像得了偏瘫症似的，慵懒困倦，一动不动；我憎恨这儿的大多数人得过且过，在暴政面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的确，这种愚蠢麻木、唯唯诺诺四处可见，如果有必要，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很想来看你，但我不能。我有家室老小，这你能理解。”尽管如此，如果有朝一日你发现真的有人这么做，你还是会气得发疯。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这事非常简单。你能够找到。要是你找不到，我就只好越境到南斯拉夫。不过，如果这样的话，还没等我到埃兹伏尼，我就可能挨枪子儿了。”你根本没有考虑你的要求是否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也许你考虑过，但没有当回事。所以我枉费心思，即使反复给你讲明像这样的逃离至少也得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也毫无用处。要我在十天的时间内把一切都安排好，除非我拥有阿拉丁神灯。你和往常一样，一旦迷恋一个梦想，就会盲目乐观起来，无视横亘在眼前的障碍，听不进任何理智的忠告。只要我对你的计划稍有反对，你就会用撕裂肺腑的喊叫来予以反驳：“你不爱我！”...我一面默不作声地听着，一面真切地希望，在这段时间内，户籍册里丢失的那一页已经找到。这样一来，你出生的事实就得到证实，你也就不会再费尽心思去琢磨偷渡的事了。在这样希望的时候，我的确向壁橱里的那个小祭坛瞟了几眼，向圣像哀求起来。你母亲总是对着圣像抱怨，唠叨，威胁，祈求奇迹发生。自从她知道你要秘密出逃之后，她采取了新的策略，不再向所有的圣人祈祷。军队的保护神圣乔治被她排除了，因为她怀疑他和军政府有瓜葛。山民的保护神圣埃利亚斯被她打入了冷宫，因为她怀疑是他想帮助你逃往南斯拉夫。海员的保护神圣尼古拉斯被她否决了，因为她怀疑是他支持了你的游艇计划。所以，她祈祷和叩拜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圣法诺里奥斯，因为圣法诺里奥斯是迷失之人，进而也是迷失之物的保护神。正好在限制期将至的那个星期五，圣法诺里奥斯显灵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我们知道，各种独裁制度都大同小异，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它们的镇压手段都一模一样，不外逮捕、审讯、单独囚禁，都有愚蠢、恶毒的看守，他们连笔和纸都要统统收走。对那些不听话的人的迫害也是一样的，即使是从监狱释放的囚徒也照样要受到控制和威胁，如果他死不悔改的话，就试图置他于死地。今天的独裁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初看起来有点奇怪：当它们的异己者申请到另一个国家时，它们却拒绝他出国。按理说，异己者申请到另一个国家，事实上他帮了独裁政权一个大忙——等于是在说：“我走了，我老老实实地溜了，不再找你的麻烦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异己者离开了，会使当局感到头痛，觉得受到冒犯。因为如果他走了，诚然他不会再给当局找麻烦，但当局又如何对这个不听话的家伙进行报复呢？又如何对他进行控制，折磨他，把他投进监狱，关在古拉格群岛或疯人院呢？更重要的是，怎么能阻止他思考和发表见解呢？对独裁制度来说，叛逆者流亡在国外比待在国内麻烦得多，因为他们在国外流亡时，可以思考，可以发表见解，可以采取行动。你要干掉他，也很麻烦，得派遣刺客，动用手枪，甚至斧头。比如在巴黎，杀害罗塞利兄弟用的是手枪；在墨西哥城，谋害托洛茨基用的是斧头。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他扣在家里，不慌不忙、轻轻松松把他干掉，把他投进监狱、疯人院、古拉格群岛。当人民保持沉默时，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护照？什么护照？哦，对了，当然要申请护照，但你必须出示你的出生证、良民证，并且……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我试图通过你的死来理解你。我恍然大悟，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放弃卫城计划，不，我的劝说并不是促使你放弃的决定因素。其原因是你身上的一个致命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你干什么事都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只有幻想，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当一种想法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时，你愈显得倔强与刚毅，就愈是证明你没有恒心与耐性去付诸行动，贯彻执行。在某一段时间内，你会把所有精力投入某一件事情之中，折腾自己，伤害别人，犹如一辆在路上横冲直撞的坦克，无视一切障碍物，无论这障碍物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存在。然后，你突然转向，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提及。只有在两件事情上，你始终坚定：一是暗杀帕帕多普洛斯，这件事决定了你的生命；二是搜索证据，这件事决定了你的死亡。它们分别标志着你英雄神话的开端与结束。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在诗人和艺术家身上。尤其会发生在那些知道他们不久将会死去的孤独的叛逆者身上。一般说来，他们的存在是一团包含着无数次未竟冒险行动的烈火，是一场任风随意播撒种子的风暴。他们不想知道植物是否发芽开花，不想等到看见发芽的那一天。叛逆者没有时间去等待，也不想去等待，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追求新的东西，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开始。乍一看，好像是有始无终，但仔细想，这种有始无终却又是始终如一。一切都为了目标，甚至包括别人的想法。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你用一种新的想法去代替过时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不是你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也许当初听到的时候，你会表示反对，把它埋在你潜意识的深谷。“我不需要忠告。我不需要别人的意见。”但一旦这种忠告或建议在潜意识的深谷与你的幻想暗合，它立即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所以你会对它进行加工，使之变成你自己的想法。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阿莱克斯，听我说。你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必须离开希腊。”“哼！原来你是这么想的！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在帕特农神庙前把自己炸死算了。”“是因为活人讲的话没有死人讲的话更具影响力吗？”“正是如此。”“不，你错了，阿莱克斯。死人永远是缄默的。当他们似乎在说话的时候，那是因为人们把他们遗忘了。刚开始的时候，遗忘他们好像是不可能的，似乎他们的形象会永世长存，但不管怎么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甚至没有人会记得他们曾经出生过。”“不是这么回事！”“是真的，阿莱克斯。非常不幸，事情本身就是这样。死人在所有方面都得依赖活人。”“你错啦！”“不，阿莱克斯，不。错的总是死人。因为他们死了。你必须活下去，阿莱克斯，必须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你必须离开希腊。”“见你的鬼！”你回到家，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卧室。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0

后来，我逐渐找到了答案。不，卫城计划与此无关，或者说关系不大。当权者怕的不是那五百克梯恩梯，不是你用它来做的那件多多少少有些耸人听闻的事。当权者怕的是你本人，怕你到处惹是生非，制造混乱。自从离开博亚蒂后，你就没有安分过一秒钟。你频频向国内外媒体发表声明，接受采访，举行抗议，提出法律申辩。你甚至对大赦令进行大肆抨击，认为它是荒谬的，因为它同时也宣布严刑拷打者无罪。这些人没有受审，也没有被判刑，你怎么能够赦免他们呢？宣布这些人无罪，岂不等于承认被当局禁止的酷刑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吗？就不要提你在公开场合闹事，不断给宪兵司令部打骚扰电话和你喜欢的受人爱戴了。你从来不会走在大街上而不被人注意。总是有人在街上把你拦住，拥抱你。似乎远远不止这些，报纸对我们的事做了大量的报道。我们之间那种出人意料、颇具传奇色彩的关系引起了人们一种病态的兴趣，我们成了一对使新闻界疯狂的恋人，这更让当权者感到头痛。当然，最让当权者感到头痛的是，你的固执、桀骜不驯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们无法猜想一分钟以后，或第二天，你会做出什么事来。每个向自己提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变成一个扎卡拉基斯，深更半夜醒来惊呼大叫：“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在别的场合，这可能很可乐，很有趣，但在政治生活中，更糟的是在独裁体制下，这却是一种没有宣判的死刑。你必须马上离开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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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跟那次没有告诉你他在乡下策划的事是一个道理：怕你阻止他。这就是他做事的风格，难道不是吗？事实上，激怒你，惹你生气，也是他的风格。当然，更是他的策略。如果他没有惹你生气，你也不可能惹他生气。这样，他就没有借口离你而去。否则，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只有吵一架，然后突然离开，才合乎情理，既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撒谎。”“我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他同样会把你激怒的。在惹人生气的艺术方面，他堪称大师。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开始筹划这出戏呢？在有些事情上，他的耐性好得出人意料。”“他不信任我。”“不，他在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知者不言。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那么，不说出真情，对我们并不困难。如果我们知道了，就有说出去的可能性。另外，他在投入一种结局可能很坏的行动之前，会遵循另一条规则：断绝与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的一切联系。他一般会采用谩骂和侮辱的方式来断绝这种联系。他认为，一个被他谩骂和侮辱过的人，当听到他锒铛入狱或被杀死的消息时，内心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请相信我，他要做到这点很难。事实上，他昨天晚上一定感到很难受。忘了关抽屉和戴假发就是证明。唉！但愿他的脑袋里不要冒出什么特别胆大妄为的行动计划，不要产生新的铤而走险的想法。他可能会用这些计划与想法来弥补他的绝望与沮丧。但是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现在连那些侨民也拒绝了他，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证明自己能单枪匹马做任何事情。他绝不会改变主意。”“既然这样，该怎么办呢？尼古拉斯。”“没事，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希望他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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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半夜，大约有五十辆配有重机枪的坦克就开进了首都，它们大多朝工业学院的方向驶去。那儿会集了许多学生，是动乱的中心。坦克冲开学校大门，开始射击，打死了几十人。其中就有在索尼翁角递给你两块梯恩梯、穿方格衬衫的那个小伙子。他是唱着你的颂歌死去的。但谁也没有向他说一声感谢的话，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些无名小卒的。“我现在怎么回去？该怎么办呢？”你像一头掉进陷阱、在网中挣扎的老虎一样怒不可遏，迈着大步、踉踉跄跄在尼古拉斯的房间走来走去。要是我求你——冷静点，即使是意志最坚强的人也必须去面对命运的突然转折——你就会把心中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发泄到我身上。“都是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是你想出去美国旅行的主意，让我白白浪费了时间！是你用那个臭领事馆、那些连成为自己的勇气都没有的法西斯伪君子让我分了心！是你把我带到那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兔子那里去！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今天就已经在雅典了！我原先本可以用我的护照回到那儿去，现在即使有护照，我也回不去啦！回不去啦！回不去啦！”你的眼中充满了无助、绝望的泪水。尼古拉斯带着晚报走了进来。他说，工业学院的人群在拂晓时已经被驱散，政府承认有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人们把这件事称为大屠杀。萨洛尼卡、帕特雷，以及梅加拉地区的农民骚乱已遭镇压，但雅典仍是骚乱的中心，所以坦克仍停留在议会大厦的前面，宵禁提前从下午四点开始。当然，最重要的消息还是来自帕帕多普洛斯发表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他宣布重新实行早在八月就被取消了的军事管制，决心恢复“被少数为国际共产主义服务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不择手段的政客扰乱了的秩序”。“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是。”“是广播讲话，而不是通过电视？”“对。”顷刻之间，掉进陷阱的老虎的愤怒似乎平息了。你看着我，目光中没有任何责备的影子。“这么说来，是有人把枪对准帕帕多普洛斯的太阳穴，逼他这么说的，逼他的人是约安尼迪斯。现在，帕帕多普洛斯是被约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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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也有恐怖的利维坦，一头巨大的怪兽，美国，这个自称民主楷模的国家和那些右的或左的暴政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也是一个强权国家，傲慢、冷酷，其基础建立在摩尼教的戒律、残缺的规章、无情的利益之上。它恐惧乃至仇恨那些不能代表某个集团的人物，恐惧乃至仇恨那些在电脑上无法归类、不循规蹈矩、不信奉某种宗教的个体。即那些所谓独来独往、散兵游勇式的坏人。散兵游勇式的坏人不得出境和入境，他既不能得到离开那个暴政国家的护照，又拿不到获准进入这个自称是民主楷模之巨兽的签证。原因很简单，他单枪匹马，形单影只，因为他身后没有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做支撑，所以也没有一个政权来给他做担保。有趣的是，那些离开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却不是散兵游勇式的坏人。隐藏在他们后面的是某种统计理论的学说和有关敌对阵营的教义。对利维坦来说，为他们买单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是可供交换的货物，是平衡世界的货币。我给你一个科尔巴兰，你给我一个布科夫斯基。我把间谍X或Y交给你，你让我有某个索尔仁尼琴。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关心拯救他本人，而是因为我可以利用他的头脑来证明你有多么坏，他的存在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谁会在一个堂吉诃德的身上下注呢？谁会去资助一个对任何政权都没有用，对任何阵营都不买账，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呢？谁会去支持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坐表弟开的出租车去安放炸弹，只凭自己的道德准则、想象力和疯狂梦想行事的家伙呢？有哪个国家、哪个政治团体愿意为他操心，为他提供担保呢？难道他会调和那些统计资料吗？能被当作可交换的货物、平衡世界的砝码来使用吗？你清楚，因为无交易对象，那个利维坦就必须与他本人交涉。但利维坦是不和任何个体，尤其是那些没有档案资料的个体交涉的。它只和其他国家、其他教义、其他宗教交涉，偶尔也和国中之国的某些党派交涉。要是它们是反对党，那就再好不过。如果你连共产党员都不是，那美国是不会接受你的。共产党员、法西斯分子、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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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至少应打开窗户，让阳光进来呀！”“不。”“到外面去，运动运动！”“不。”“你不想要一本书读一读吗？”“不。”“但你想在这黑洞洞的屋子里干什么呢？”“我在工作。”“什么工作？”“我在想问题。”“你没有想问题，而在睡觉！”“你说得不对。”最后，我的不安变成了无所谓。我从你身边走开，心想：我可不能把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用在分析你的变态心理和怪诞行为上。再说了，我还有急于要做的工作。我正在写一本由于去雅典而被中断的书。我不接受慵懒能激发灵感的观点。但有时我也很担心，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可怕的迹象，比如，你从记忆的海洋打捞上来的那些诗，几乎全是关于死亡的。仿佛这还不够，还有那首让你着魔的歌，一首既欢快又哀伤的歌，副歌伤感得如泣如诉。你听着它，从来不觉得疲倦。你噘着嘴，脸上的表情既嘲讽又痛苦。当我问你为何如此喜欢它时，你回答说：“因为歌里有我无法忘掉的歌词。”“什么歌词？”“生命短暂，转瞬即逝。”另外，即使你和利罗的默契也是一种死亡的契约。那天，你把它放出去，它差点就被轧死。于是，我更加确信这一点。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出去？！我拴它，并不是为了折磨它！难道你没有发现它仇恨汽车吗？难道不知道只要放了它，它就会朝汽车扑去，向汽车乱咬吗？”你的回答是：“如果它愿意被汽车轧，并且被轧死，那是它的权利。你不能取消它的这种权利。爱不是给希望战斗并准备为之牺牲的人套上锁链。爱是让他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去死。这是你无法理解的另一个道理。”然后，你转过身，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朝塔楼走去，在那儿一直待到深夜，在寂静中听蟋蟀的鸣叫，如同一个陶醉在自我沉思中的神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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