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了!我去给个同学作伴娘,同时觉得那个伴郎似乎可爱。即使他不可爱,在这幺个场面下,也当可爱。看着别人结婚是最受刺激的事:新夫妇,伴郎伴娘,都在一团喜气里,都拿出生命中最象玫瑰的颜色,都在花的香味里。爱,在这种时候,象风似的刮出去刮回来,大家都荡漾着。我觉得我应当落在爱恋里,假如这个场面是在爱的风里。我,说真的,比全场的女子都美丽。设若在这里发生了爱的遇合,而没有我的事,那是个羞辱。全场中的男子就是那个伴郎长的漂亮,我要征服,就得是他。这自然只是环境使我这幺想,我还不肯有什幺举动;一位小姐到底是小姐。虽然我应当要什幺便过去拿来,可是爱情这种事顶好得维持住点小姐的身分。及至他看我了,我可是没了主意。也就不必再想主意,他先看我的,我总算没丢了身分。况且我早就想他应当看我呢。他或者是早就明白了我的心意,而不能不照办;他既是照我的意思办,那就不必再否认自己了。   事过之后,我走路都特别的爽利。我的胸脯向来没这样挺出来过,我不晓得为什幺我老要笑;身上轻得象根羽毛似的。在我要笑的时节,我渺茫的看到一片绿海,被春风吹起些小小的浪。我是这绿波上的一只小船,挂着雪白的帆,在阳光下缓缓的飘浮,一直飘到那满是桃花的岛上。我想不到什幺更具体的境界与事实,只感到我是在春海上游戏。我倒不十分的想他,他不过是个灵感。我还不会想到他有什幺好处,我只觉得我的初次的胜利,我开始能把我的香味送出去,我开始看见一个新的境界,认识了个更大的宇宙,山水花木都由我得到鲜艳的颜色与会笑的小风。我有了力量,四肢有了弹力,我忘了我的聪明与厉害,我温柔得象一团柳絮。我设若不能再见到他,我想我不会惦记着他,可是我将永久忘不下这点快乐,好象头一次春雨那样不易被忘掉。有了这次春雨,一切便有了主张,我会去创造一个顶完美的春天。我的心展开了一条花径,桃花开后还有紫荆呢。   可是,他找我来了。这个破坏了我的梦境,我落在尘土上,...
    老舍 《月牙儿》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幺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读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562位著名作家(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全世界三十家媒体同步发表一份呼吁书,题为《为数字时代的民主建立准则》,就斯诺登揭露的大规模政府监控问题,要求展开全球性的反监控运动,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公司尊重这些权利,我们呼吁所有公民站出来捍卫这些权利,我们呼吁联合国承认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权利的至关重要性,并制定数字权利的国际公约,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签署并遵守这项公约。”目前这份呼吁书已经征集到两万个支持者的签名。 这份呼吁书和大量的公共讨论聚集的焦点议题是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两者都是正当而重要的政治目标,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公民对自由与隐私权极为敏感,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个人自由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9·11”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严重冲击了西方社会的安全感,突出了安全问题的优先性。近十多年来,政府以反恐为由逐步扩张和强化了对公民的监控,公民也比以往做出了更多的让步,接受了某些对公民自由的新限制。但这种趋势是否已经走向极端,越过了适度平衡的界限,以至于威胁到立宪民主政体本身?斯诺登事件再次触及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西亚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经济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冲击,这一事实使很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一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联合国汇编的资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30%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福山认为,亨廷顿在《变动中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抗议运动。在他看来,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福山表示,“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一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2,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人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接受“即刻民主”网站的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解密”的共同性一“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道”2。在支持澳大利亚民众为捍卫“维基解密”所发起的抗议示威的一份声明中,他还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迈克尔·摩尔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解密”来曝光内幕,那幺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解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维基解密”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主流媒体在履行责任中的失职。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幺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一“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的武器。摩尔承认“维基解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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